本文在汉代政区地理和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从构建背景,形成、演变直至瓦解的历史过程,以及在帝国实际的政治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对汉代的关中本位政治地理进行了探索。在汉初的特定政治形势下,汉廷弃洛阳,西都关中,构建了以关中为本位,以“关中核心区”、“关外直辖地”和“关外王国”为主要格局的政治地理,以之为依托,实施朝廷的地域控制措施,不仅避免了亡秦的覆辙,也为汉初国家的休养生息确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随着东部诸侯王问题的解决,以及边疆异族对帝国的持续威胁,尤其是匈奴的不断入侵,汉初构建的政治地理到武帝时代已不能适应帝国所面临的内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通过拓疆、“广关”等一系列措施,在对汉初的政治地理进行调整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以“大关中”、“关外内郡”和边疆区为主要格局的政治地理。事实证明,武帝建构的这一政治地理不仅使偏居西北的朝廷能够直接控制辽阔而富庶的关东地区及岭南,而且瓦解了以匈奴为首的北方草原联盟,迫使匈奴远走漠北,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汉帝国处于劣势的北方边疆形势。汉帝国的中央与地方问题实质上就是帝国的关东问题。朝廷虽然相继解决了关东地区的异姓诸王和同姓诸王问题,但关东是豪族麇集的地区,豪族的兼并、武断乡曲、甚至政治上的不轨之举始终是对帝国的严重危害。西汉中后期以来的政治地理与汉初的政治地理相比,尽管有比较大的变化,但却始终坚持以关中为本位不变,这与长期困扰帝国的关东问题有关。汉帝国构建的关中本位政治地理要靠一系列具体政策的贯彻执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换言之,关中本位政治地理与相应的地域控制政策本质上是两位一体。由于儒家政治势力和关东豪族势力的影响等原因,自元帝以后,汉廷不再执行迁徙关东豪强至关中的国策,这意味着,在其政策层面,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地理已开始出现了严重问题。新莽末年的社会大乱,首事者尽管是关东的饥民,但真正导致新莽覆灭的力量则是以南阳刘氏为主的关东豪族,踪迹其中的因缘,显然与元帝以后朝廷不再执行迁徙关东豪强的政策有关。因为,制御豪强的措施尽管有酷吏镇压与刺史巡查等,但最为有效的则是迁徙,但元帝以后不再迁徙关东豪强至关中,结果经六七十年的放任发展,关东豪族的势力已是今非昔比。在群雄竞逐的割据时期,光武帝建都洛阳,主要是为了依靠河北与关东大族的支持赢取天下。天下一统后,面对新的形势与问题以及洛阳本身的地理局限,朝廷的一系列举措清楚地表明,“国家亦不忘乎西都”,有迁都关中的愿望。但由于都城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地位,所以不论是定都还是迁都,实际上牵涉不同地域、不同势力甚至不同政治主张者的实际利益和政治理念之争。东汉朝廷最终未能迁还旧京长安,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但无论怎样,就此事件的最终结果而言,随国都的东迁,汉帝国的核心区亦随之东移,而以关中为根本之地建构的政治地理亦随之彻底瓦解。寻绎史实,关中本位政治地理的瓦解对汉帝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则,使朝廷无法以传统的“以关中制关东”的地域控制策略,有效地打击关东地方大族势力,从而使关东地方豪强大族势力进一步发展,最终使国家走向了分裂。其次,使朝廷的防范重心偏向帝国内部的豪族势力。为保证朝廷对地方的居重驭轻,同时,也为了减少州郡大族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以罢省地方郡国兵为核心的兵制改革措施,结果,却导致了东汉“王旅不振”。再则,东汉改都洛阳,帝国核心区东移,原为屏蔽京师所在的西北边郡的地位降低,再加上帝国防范重心偏内,这不仅影响了帝国对西北的经营,也致使朝廷无固守西北疆土之决心。结果,“羌祸”转剧、边塞内移,同时,更多的匈奴、西羌、鲜卑等边疆民族入居塞内,为后来之所谓“五胡乱华”种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