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股票市场诞生之日起,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总是试图证明在有效市场之外存在着超额收益。对于超额收益的追逐,促使投资者们去研究股票市场中的“异象(anomalies)”,并建立相应的策略以锁定异象带来的超额收益。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异象”,盈余公告后漂移(Post 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PEAD)自从1968年被学者们提出以来,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人们发现,在盈余公告之后,股票价格会按照盈余变动的相同方向变动一段时间,这种股价的漂移(drift)被称为PEAD。在广泛地证明了其存在性之后,学者们尝试从各个方面解释PEAD的成因,却至今没有一致意见:传统学者往往将PEAD归因于交易成本或风险补偿,非传统金融学者则倾向于从信息和投资者行为的角度来解释PEAD;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甚至发现从非传统金融学视角得出的结果与传统金融学理论亦有兼容之处。因此,关于PEAD的驱动机理,一直是金融界的研究难点之一。而对于中国股市的PEAD研究,迄今也已有10余年的历史,从存在性到如何解释PEAD,中国学者已经完成了很多文献。但在过往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们往往倾向于从单一视角去解释PEAD的成因,并将其归因于一个或多个因素,而并没有就PEAD异象建立一个系统的驱动机理模型。其次,在过往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并没有考察PEAD异象在2010年后可做空市场环境下的最新特征。最后,针对PEAD异象的非传统金融学解释,过往的国内研究往往从非理性行为角度出发,或基于会计特征进行信息方面的研究,而较少关注投资者学习过程在PEAD期间的影响;由于数据库缺乏,对于分析师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对PEAD造成的影响,研究文献更为少见。本文将着力于弥补这些领域的空白。首先,本文将在大量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非传统金融学的角度出发,借鉴中外学者过往的理论研究成果,建立一个基于盈余信息、投资者意见分歧和投资者学习过程的PEAD驱动机理模型。接着,在此模型基础上,针对一些可能对PEAD及其驱动机理造成显著影响的关键因素,本文提出了若干值得验证的问题,并以2010年后可做空的中国A股市场为外部环境,利用中国股市的交易数据、财务数据和分析师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包括:(1)2010年后,中国股市PEAD的存在性;(2)放开做空限制之后的中国股市中,意见分歧与PEAD的关系;(3)做空限制对中国股市PEAD的影响;(4)信息质量通过意见分歧对PEAD的影响;(5)投资者的学习过程在PEAD驱动机理中的作用;(6)分析师的预测调整行为通过学习过程对中国股市PEAD的影响;(7)基于分析师预测调整行为的学习过程变化与投资者意见分歧对PEAD的交互影响;(8)信息质量对分析师预测调整作用的影响;(9)信息不确定性与中国股市PEAD的关系。基于对3290次定期财务公告事件的研究,首先,本文验证了 2010年之后PEAD异象在中国股市的存在性;并采用分析师预测数据,首次计量了中国分析师预测在PEAD异象中的解释力。在此之后,本文建立了一个以盈余信息和投资者意见分歧为基础,投资者学习过程为载体的PEAD驱动机理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本文首先检验了投资者意见分歧与中国股市PEAD的关系,发现在放开做空限制以后,投资者的意见分歧与中国股市PEAD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国内学者的过往研究不同,支持了将意见分歧作为风险因子的说法,也从意见分歧这一非传统金融学的角度支持了 PEAD的风险补偿解释。同时,本文也研究了做空限制对PEAD的影响,发现较高的做空限制在短期内会加剧利空股票的跌幅。此外,本文发现盈余信息的质量会通过意见分歧对PEAD产生影响,从而验证了意见分歧与盈余信息在PEAD的驱动机理中的关系。接下来,从PEAD驱动机理模型出发,本文使用分析师在公告日后的预测调整数据,基于分析师视角研究了投资者学习过程对PEAD的影响,发现分析师不仅可以通过其预测调整的数值直接影响PEAD,也可以通过其预测调整行为加快投资者的学习过程,从而增强盈余惊喜与PEAD的关系;较差的信息质量会放大分析师预测调整行为的这种作用。与此同时,分析师的预测调整行为也可以通过投资者的意见分歧对PEAD产生影响,这也验证了 PEAD驱动机理模型中学习过程对意见分歧的影响。此外,基于计量结果显示的学习过程加快对PEAD的正向影响以及信息质量与PEAD的正相关关系,本文提供了将信息不确定性作为风险因子的证据,也从另一个非传统金融学的角度支持了 PEAD的风险补偿解释;在本文的PEAD研究中,有关信息风险和意见分歧风险的部分殊途同归,展示了基于非传统金融学的异象研究与传统金融学的兼容之处。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一些具有实践性的策略建议和政策建议,并对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及方法做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