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试图在对西沟村四十年成长史进行微观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更为一般性的问题。自抗战年代就已出名的西沟，先后培养出了两位全国劳动模范，从此西沟人家的命运开始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历史关联在一起。那么，集体化时代西沟村是如何由原初的“不毛之地”一步步地成长为家喻户晓的红色样板村的;一条穷山沟是如何生产出其广泛的普遍意义的，也就是说“红旗”是如何在西沟村上空飘起来的，并一直持续到现在。“红旗飘飘”背后的实践逻辑和运作机制是什么，它在贡献于国家的同时又是如何追求自己的前途的;国家意义上的西沟村与当地村民生活中的西沟村有着怎样的关系和表现，等等。　　在具体的叙事和分析层面，我运用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的解释框架开展研究。论文首先依据历史文献、人们的记述和实地考察来建构西沟村的历史原貌。主要涉及地理、生态环境、人口、村落模式、土地占有、生活状况、村民心态、政府税收等问题。作为分析的起点，西沟原型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它最终走向革命和生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体。当然，它也是我们书写西沟村民日常生活变革的社会基础，尤其是为第一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出场作了铺垫。　　其次，论文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平顺西沟村的建立、传播以及自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创建太行根据地等大事件对西沟村落的影响和塑造进行了考察分析。可以说，党和八路军的力量开始引发西沟村出现裂变，战时的减租减息、民兵游击自卫队、互助合作、土改、翻身、生产等内容逐渐将西沟村带入了由革命所导致的现代性诉求之中，西沟人家的命运也日益与整个民族-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最典型的表象即是李顺达互助组的诞生及其革命性影响，并且它成为太行山区乃至整个晋冀鲁豫边区进行革命与生产的一面旗帜。　　再次，论文以西沟村在1949年至1957年间的农业合作化历史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李顺达领导西沟互助组在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突出的体现在建国初期的爱国丰产竞赛之中。作为建国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学习的样板，西沟村的革命和生产实践又进一步增强了它在整个国家大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尽管这一时期的西沟村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危及到了西沟的前途。但在李顺达的带领下，西沟人最终化险为夷，“红旗不倒”。　　第四，论文主要展现了西沟村25年的人民公社史。“三年困难时期”、社教与“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等大事件，西沟村与其他普通村庄共同经历着;但是又有着自身显著的特点。这与西沟村是由两位全国劳模李顺达、申纪兰领导的红色样板村有着直接的关联。也正是因为西沟村的样板角色，又使得它往往不得不走在运动的前头，结果西沟村时常会陷入两难境地，而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现“红旗飘飘”背后的复杂面相。　　最后，论文主要对“文革”中开始修建的西沟展览馆进行解读，意在强调它以象征物的形式所表达出来政治文化意义。它不仅向外来者展示着西沟人奋斗的实践历程，代表着一种时代象征，同时它也生成了一种历史记忆，不断地延续和传递着。可以说，西沟展览馆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但它不是研究者所建构的历史，主要是事件经历者和为了现实政治需要而被塑造的历史，那么，在它不断被赋予意义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成为西沟村革命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我试图从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的视角对西沟村四十年成长史进行个案研究，以展现集体化时代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图景。作为一种可能的分析范式，它一方面强调从集体化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分析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生成关系，并凸显时代特征的印记;另一方面则试图彰显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多重关联，进而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经验，为当前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在此基础上，我还将针对有关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一些重要论点展开讨论，试图把经验层次的具体研究提升到具有普遍解释力的高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