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诞生物。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为教会学校编写学校用书,他们的工作对中国教科书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国人自编的教科书在19世纪末出现。南洋公学是近代教科书诞生的重镇。20世纪初,文明书局发行的“蒙学教科书”和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几乎独占了民初教科书的市场。193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复兴教科书”,将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同时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和大东书局等出版机构在30年代教科书出版领域迅速崛起,推出一批质量优良、数量可观的教科书,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教科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环境的限制,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走向衰落。教科书在发展过程中,编审制度也在探讨、实验中走向成熟。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创立,晚清京师大学堂和学部扮演了重要角色。民国建立后,由教育部承担了教科书编审工作。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有关法令来看,总趋势是加强了教科书的审查和控制,教科书编审呈现出制度化和集权化的趋势。教科书发展又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水乳交融,积极参与了历史塑造。近代中国数次政权更迭,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政权都在教科书中塑造各自的强势话语,从教科书中我们能感受到近代中国变换诡谲的政治风云。多变的是政治面孔,不变的是爱国民主热潮和文化学术的前进步伐。近代教科书充分展示了近代爱国主义从忠君到共和、到反抗外来侵略的阶段特色。教科书还参与了民权平等、妇女解放和国民性塑造的历史启蒙。近代教科书记载了近代学术的发展,刻印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吐故纳新历程。影响近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因素,首推进化论和科学观念,它们的引入,帮助中国人树立起近代科学意识。教科书还鲜明地体现出知识整合与学科体例的近代化过程。近代对中国语言文字变革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是新文化运动,在它的影响下,国语教科书从国文中分化出来,独立为一科,新式散文和新诗选入教科书。同时,教科书对于语言文字的变革所持态度并不偏激,以包容和开放的胸怀,兼取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精华,这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脚步始终稳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