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亲复仇不仅是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更是中国文学史中绵延不绝的文学主题。它超越时代,渗透到由史传到小说乃至抒情文学等各类作品中,与人们的诸多文化观念交互影响,形成了一种自成体系而又较为稳定持久的文化心态。血亲复仇主题统摄下的文学作品,建构并透露出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释血亲复仇文学主题的古典背景及其蕴涵的特定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中国叙事文学中有关血亲复仇的文本数量众多,按照时间的发生顺序,主要记载于上古神话、史传类文体及小说创作中,并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伦理化的血亲复仇模式的偏重,对尔后类似的血亲复仇作品的繁衍与代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血缘宗法制度的根深蒂固,使得血亲复仇以家族、社会为本位成为行孝尽伦的社会使命,其社会批判,则基本上是站在儒家主流文化中对“礼”的实现赞扬的立场上,对血亲复仇极少有非议。基于此种文化背景,中国古代的血亲复仇意识同法权意识与法制观念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关系。伴随着这种复仇逻辑的畅行出现了复仇扩大化及复仇手段、方式的残忍化倾向。第二部分是论文的重点。主要展开对血亲复仇主题在现代文学中的延伸和变异过程的分析和阐释。鲁迅的小说《铸剑》并非是真的默认了“子报父仇”这种伦理模式的合理性,而是强调了复仇使命本身,强调了它的艰巨性,预示了它将是一个无法完成的宿命,由此凸现的是承担它所需要的勇气、决心,以及那种于绝望中抗争的精神品质。是对血亲复仇主题的深化;汪曾祺的少作《复仇》将原有的故事模式从新的视角进行了重新审视,固有的伦理框架下复仇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个人的存在凸现出来,从而在理性的高度上消解了血亲复仇的传统价值内涵,创造了一种在思想上境界全新的复仇小说;余华的《鲜血梅花》隐蔽地阐释了由于复仇的沉重负担最终造成的复仇者价值理想的失落和个人的异化,从而对子报父仇的传统血亲复仇故事模式进行了反讽和戏谑;曹禺《原野》中主人公仇虎的复仇故事则突破了传统血亲复仇故事的框架,并且也不再停留于残害仇敌的肉体以造成对方的痛苦这一层次上,而是着力于精神上的复仇,结果却造成复仇者与复仇对象同样经受着的莫大的精神苦难的煎熬。《原野》直接将批判和控诉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宗法制对人们情感和精神上的愚弄和奴役;金庸的扛鼎之作《天龙八部》则塑造了一个荒诞的复仇英雄形象——乔峰。为复杀父之仇既毁灭了他又成全了他,他苦苦挣扎在一个本不该有他那样的英雄的世界里,从而使他的奋斗成了一种无意义的挣扎;冯至的诗化小说《伍子胥》则讲述了一个现代“奥德赛”的故事。小说整篇表现的是伍子胥的心象世界,而几乎没有复仇行动的策划,更谈不上复仇行动的实施和完成。故事原型中所蕴涵的伦理色彩被作者回避、搁置,小说的主题因而也得到相应的转换。子胥的出奔,实际是一次心灵蜕变与感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量”使子胥坚持,“决断”使子胥克服,“沉思”帮助他一步步完成了内在生命的蜕变与彻悟。第三部分主要论述血亲复仇主题现代性变形对古代血亲复仇主题的变革与超越。第一方面阐释复仇意识的革新:由单一平面到立体多维。作家们试图以现代意识去反映、观照复仇心态及其与传统复仇文化间的血缘关系。通过对人物复仇意识的深层透视,使作品达到现实的具体性与历史的复杂性相结合的艺术高度。第二方面阐释艺术上的创新:心灵开掘与突破团圆。现代血亲复仇作品试图借鉴某些外来的文学描写手法,对复仇主体进行内心透视,从而给人物形象注入了更为深广的人性意蕴;其次现代血亲复仇作品往往突破大团圆模式,悲剧美的力度与余韵留下的沉思,是对古代血亲复仇作品的超越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