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前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浙江民众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态既体现出某些现代性,又保持着中国传统社会相对恒定的状态。抗战爆发后,社会转入战时轨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体而言,战时的生活基本处在“生存”的水平,而个别群体和国家政权真空状态下的生活状况则体现出战时社会的一些不同特征。社会生活经历的共同性投射到人们心理内部即会产生一部分共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即为两大核心社会心态——抗敌心态与通敌心态。民众抗敌心态薄弱与异化的各种表现有诸多传统与现实、内在与外来的原因。抗敌心态弱化到一定程度后往往会向其对立面转化,而通敌心态及其行为也有着非常复杂的主动或被动的因素。两种社会心态贯穿八年抗战始终,全社会因此未能在一致对外的问题上达到和谐统一。由此可以看出,战时浙江社会变迁的总图景并不完全是奋起抗日的激昂景象,同时也呈现出大范围的消极困顿,而奋起与困顿的并存可能更贴近于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