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是城市化在空间上最为明显的表现,是衡量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因各国在地理环境、社会政治和历史发展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性.其城市化发展步伐和所处阶段不同,各城市化发展阶段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特征和模式也存在差异,探索不同国家重要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及特征,总结各城市各阶段城市化发展经验教训,对于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亚洲国家在地缘上的邻近性,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中国深化了和沿线国家的进一步合作和交流,而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开展和维护要建立在深刻理解合作方城市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而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开展全面而详细的亚洲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建设用地发展特征研究甚少。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亚洲地区不同地理分区不同发展程度的重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近30年来各大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特征、模式及机理,为掌握亚洲沿线国家城市扩张趋势、深化城市化本质理解、明晰不同城市发展差异,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借鉴经验。本研究选取国内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国外发展中国家城市吉隆坡、孟买、德黑兰、阿拉木图,以及国外发达国家城市东京和首尔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多时相Landsat遥感影像数据,提取一定区域范围的城市建设用地,分析各城市区域近30年来建设用地扩张的总体特征,从数量、空间以及因子耦合三方面对1980-1990年、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三个阶段进行各城市区域阶段特征的比较,通过特征聚类得出各城市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阶段模式,最后分别从定性和定量角度试图分析各城市区域宏观总量扩张和不同阶段模式下空间扩张的驱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l)各城市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总体特征表明,近30年来高度发达国家城市东京建设用地在总量趋于大规模稳定状态,空间呈现连绵形式;较发达国家城市首尔主城趋于饱和,倾向于外围扩张的多核心均衡发展;不同发展中国家城市扩张存在异同,我国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扩张特征较为一致,扩张空间大,总体呈现“摊大饼”式快速扩张;吉隆坡区域扩张也较为显著,主城逐渐与卫星城镇相连,而孟买、德黑兰、阿拉木图扩张较不明显,存在一定的扩张方向限制和主导扩张方向。(2)各城市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阶段特征表明,在扩张强度上,各城市区域在各阶段存在波动,但就各城市区域相比,总体呈现三大阶梯,广州、吉隆坡区域扩张强度在各阶段均最大,其次是北京和上海,其它城市区域扩张在各阶段均相对较弱。在扩张紧凑度上,较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用地趋于多中心分散扩张,发展中国家城市区域普遍经历核心区边缘高密度紧凑扩张,后低密度粗放蔓延或开发发展多中心分散结构,同时城市紧凑性和分散性呈现不断转换的过程。在扩张协调性上,发达国家城市大多趋于人地收缩,随着逆城市化阶段的推进,主城人口趋于减少而向外围扩散;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历程差异较大,我国城市和吉隆坡区域在各阶段土地扩张速率均快于人口增长速率,而孟买、德黑兰等城市区域在城市化推进中,面临过度城市化问题,建设用地扩张不足以承载人口增长,人地压力趋于增大。(3)基于数量、空间和耦合的阶段特征聚类,可以划分一定的阶段模式,各城市区域建设用地扩张阶段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模式:“紧凑蔓延”、“分散膨胀”、“滞后成长”和“成熟稳定”,较好地体现了各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扩张的演化特征,符合大城市生长发展建设用地人口密度变化趋势。建设用地处于快速扩张中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吉隆坡在初期多属于“紧凑蔓延”阶段模式,后期多属于“分散膨胀”阶段模式;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如孟买、德黑兰、阿拉木图等在后期多属于“滞后成长”阶段,建设用地扩张趋于滞后;发达国家城市趋于“成熟稳定”阶段。(4)基于各城市发展的历程表明,各城市区域建设用地宏观总量扩张受多重因素驱动,但存在主要的驱动力,北京、上海、广州、阿拉木图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扩张主要受经济发展驱动,首尔和吉隆坡趋于主要为规划驱动型;德黑兰、孟买主要受人口增长驱动和规划驱动。建设用地空间扩张受微观区位选择机制影响,以选择效益最大化为依据,建设用地不同的阶段扩张模式驱动因子存在一定的差异,“紧凑蔓延”阶段模式下,多以中心辐射和规模效应为主要驱动,以促使建设用地由中心向外蔓延;“分散膨胀”阶段模式下,在规模效应的同时,次中心的辐射作用逐渐增强,交通驱动作用越发明显;“滞后成长”阶段模式下,驱动力不同,以实现最大效益的驱动力为转移。各阶段模式驱动因子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发展由初期的单中心主导,经核心区边缘蔓延、交通轴扩散、新城扩张等阶段,发展到多中心主导这一集聚到扩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