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了颇具争议的免予起诉制度确立了合理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建立了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公诉模式。免予起诉制度的定罪免刑侵犯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同时也剥夺了被告人接受法院公开审判的权利。酌定不起诉吸收了免予起诉的合理内核，是起诉便宜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酌定不起诉与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一并组成我国的不起诉制度。酌定不起诉，是指对犯罪嫌疑人在事实上构成犯罪，且在程序上符合起诉要件的侦查终结公诉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运用法律所赋予的裁量权，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不附有条件的不起诉决定。简要叙述了学者对酌定不起诉效力的争议，得出酌定不起诉仅仅只是程序处分，并没有涉及实体部分。酌定不起诉是非犯罪化思潮的必然产物，是诉讼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报应刑向教育刑转化的必然趋势。酌定不起诉，它既让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尽快摆脱刑事追究程序，恢复原有的正常生活工作，同时又让国家践行了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节约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本文第二章对酌定不起诉在国外的适用进行了考察。选取了大陆法系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德国和日本进行了介绍。在德国酌定不起诉主要有微罪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它们的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来自法院，必须征得法院的同意。被害人无权启动强制起诉程序。在日本主要表现为起诉犹豫，告发人能针对有限的不起诉决定启动准起诉制度，同时检察审查会对起诉犹豫形成有力的监督。第三章至第五章，剖析了我国酌定不起诉的内容及其程序性规定，在刑事一体化的角度下梳理了酌定不起诉适用的刑法依据，以及同刑法存在的内在冲突。从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角度叙述对酌定不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并分别对三方主体所拥有的权利进行深度剖析。最后着重对我国酌定不起诉适用比例低下的原因进行了探析。第六章主要阐述了对我国酌定不起诉机制完善的几点建议，首先需要明确和扩大酌定不起诉的范围，赋予犯罪嫌疑人事前异议权，取消被害人的对酌定不起诉决定的公诉转自诉权，最后改革酌定不起诉适用程序，酌定不起诉的决定权全权交给具体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取消现实中不合理的不起诉额定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