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方舆胜览》是地理总志,四库馆臣指出是编採摭颇富,有益文章的特点,认为“名为地记,实则类书”,清人程晋芳肯定该书可资文苑之用,诗文亦足补宋人文集所未备,但以为“究非正则”。对此,本文结合唐宋时期地志体例的变化、类书的基本特点、乾嘉学风进行辨析,以为馆臣“名为地记,实则类书”之评价,虽“名实不符”,但着重指出了《方舆胜览》一书所具有的类书特征,应当客观看待。这也说明,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各种著作内容和体例,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一直在发生着作用。《方舆胜览》在具体门类的设置及编纂上,实际上借鉴了前代志书及同时代志书的编纂特点而有所发展、变革,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以诗文入志书,二是在地理总志中设置“四六”门,注重四六俪语。清代地理流派之考据派,受乾嘉学风影响,在地志编纂原则上,贵因不贵创。程氏“体例毋乃混欤”之论,受当时乾嘉学风影响,带有个人偏见。设置“四六”门,主要是祝穆本人的著述志趣以及时代风尚影响下的结果,其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四六文的学习典范,供普通文人借助笔端,摛藻掞华,以救“近年后生假情作文,不识事体”之弊,这一编撰动机与其所编之《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相表里,体现了编者示人门径、注重实用的文学观。“四六”门句型多样,句式灵活,共有四十四种句式,其中齐言单联型九种,齐言复联型五种,杂言复联型三十种。句型的多样化不仅使学习写作四六的文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也具体反映了宋体四六在艺术形式上的解放、创新,这一“散文化”的发展特点,明显受到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在《方舆胜览》之前,存在一个以文学阐释地理的传统。祝穆继承了这个传统,在前代地理总志的基础上,积极地演进,变革地理总志的体例。在具体编排上,略于地理,详于文学。祝穆以“四六”文阐释一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注重宋代人文的地域性论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地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