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汉初社会为背景,论述了汉初85年间藩国文化与文学从发生、发展到最终衰落的历史过程。全文除绪论和结语部分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论述了汉初的政体与士阶层,为后文论述藩国文化与文学提供一个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汉初形成的郡国制政体导致了中央政权与地方藩国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深刻影响了汉初藩国文化与文学的基本走向。由于郡国制政体的存在,战国时期的纵横风气在汉初士人群体中得以复兴,士阶层内部也由此发生分化,特别是儒士群体内部明显出现了醇儒与纵横之儒的分化,再加上汉武帝前期崛起的贤良之儒,最终汉初儒士群体分化为醇儒、纵横之儒和贤良之儒这三个阶层,并进而影响到汉初藩国文化与文学的基本面貌。第二章论述了汉初楚国和河间国的醇儒之学。楚元王刘交在位期间,楚国的醇儒之学主要以《诗经》的传授为中心;河间献王刘德在位期间,河间国的醇儒之学主要以先秦儒家六艺的搜集、整理和传授为中心,并且形成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楚元王刘交醇儒学术团体和河间献王刘德醇儒学术团体是汉初两个著名的传承先秦儒学的学术团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章论述了汉初淮南国的道家之学和文学。淮南国是汉初颇有名气的道家学术中心和文学活动热点地区。淮南国两代国君刘长和刘安均遭遇悲剧性的人生命运,这对于淮南国道家之学和文学的发展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淮南子》是淮南国道家之学发展的结晶,传承了先秦老学以道治国的思想和先秦庄学超越生存焦虑的策略。以刘安为首的淮南国文士团体的文学创作以作赋为主,刘安的《离骚传》使屈原第一次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对象,这是刘安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大贡献。第四章论述了汉初吴国和梁国的文学。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为士人群体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文化环境和文学创作空间。吴国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为策士之文的写作。邹阳、枚乘、严忌等著名士人由吴入梁后,梁国文学出现了高度繁荣的景象,在骚体赋、咏物小赋、散体大赋和散文等文体的创作上均有收获。梁孝王刘武文士团体是汉初文学色彩最浓、文学成就最高的藩国文学创作团体,对后世影响极大。第五章论述了汉武帝前期新官方文化文学的兴起与藩国文化文学的衰落。为了构建“大一统”的国家思想意识体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全国积极推行新儒学,于是汉初颇具影响力的河间国醇儒之学和淮南国道家之学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为了构建“大一统”的国家形象传播体系,汉武帝将散体大赋作为有效传播汉帝国“大一统”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而且大力奖掖天下文士以组建宫廷作家群。以散体大赋为创作重心的宫廷文学开始兴起并日益走向繁荣,成为汉帝国新的文学中心,而藩国文学则由此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