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引渡或起诉规则起源于格老秀斯“或引渡或处罚”观点。随着本国公民不引渡规则的适用,格老秀斯的观点才得以发展,并在引发了国际法界的强烈反响。现阶段,虽然相关国际条约对或引渡或起诉规则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国际社会一致认为该规则应当成为惩治国际犯罪的重要依据。或引渡或起诉规则既体现了普遍管辖原则的要求,又必要地补充了引渡制度。假设这一规则缺失,一旦被请求国拒绝对犯罪人的引渡请求,那么犯罪人就很有可能逍遥法外,逃脱国际社会的“天罗地网”。针对或引渡或起诉规则,中美双方的态度不尽相同。在美国法学理论界看来：引渡条约并非是引渡义务的充分条件。即使存在多边或双边引渡条约,美国国务卿也可以针对具体的引渡请求行使其行政裁量权。相比于美国的“小心谨慎”,我国似乎对于适用或引渡或起诉规则显得更为“积极”。为了保证能够顺利履行相关国际刑事公约中的“或引渡或起诉”义务,我国先后确立了普遍管辖原则和引渡法律制度。虽然中美对待或引渡或起诉规则不同态度,一定程度上了为双方在此规则下开展引渡司法协助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这并非中美在适用或引渡或起诉规则开展引渡司法协助的全部障碍。中美尚未缔结正式的双边引渡条约,尚未建立起一套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中美双发在刑事司法理念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刑事司法注重秩序、客观事实、具体正义和民意,美国刑事司法追求个人权利、法律事实、形式正义和法意。或引渡或起诉规则和我国引渡法律制度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中美双方在或引渡或起诉规则下进行引渡司法协助。虽然中美在或引渡或起诉规则下开展引渡司法协助存在较多的困难,但是”开平案”必将作为中美践行相关国际条约的成功案例为双方进一步开展司法协助工作提供借鉴意义。针对现阶段中美司法协助的困境,我们可以考虑从促进双方交流、正确理解和适用或引渡或起诉规则、完善我国引渡法律制度等方面入手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