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社会学上,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自由漂浮性”,承担着对社会整个环境作出批判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具有对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当权阶级的“依附性”,是当权阶级的话语代表者,也是当权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往往代表着当权阶级的话语,有意识地接受当权阶级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其他阶层所没有的反思性以及对于话语符号的掌控能力,因而他们才具有上述两个功能。依附性可以视作他们被社会所建构的过程,而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性则可视作对社会的建构过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和社会整体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当社会运作正常时知识分子通常是无批判性的,但是当社会出现问题时,知识分子便往往通过其作品呈现对社会的批判性。正因为他们拥有这两种性质,才往往在其作品中映射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对社会的建构的现实影响,同时也会反映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的作用。本项研究正是在这种理论前提下,以青海蒙古研究状况为例来考察知识分子知识生产与民族制度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对研究青海蒙古的各种知识分子的考察,在文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呈现出民族制度对知识分子们的知识生产的重要作用。并探讨这种影响中哪方面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哪些方面是“批判性”。如果知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批判性,就可以在其知识产品中反映出目前的民族制度存在需要进一步协调的地方。制度往往是一个政权的组织形式,直接影响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如果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某些方面的不协调性,在这些方面带给普通民众诸多困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因此,民族制度研究与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之间的相关性才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民族问题事关国家的命运,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对民族制度的进一步协调显得更加重要。从这一点出发,本项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