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在众多经济史学者中,汪敬虞先生之名深深镌刻于近百年经济史研究的丰碑之上。汪敬虞作为我国著名的近现代经济学家,他既有坚实的经济学学理基础、具备极强的专业性导向,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探索经济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本文旨在对汪敬虞的经济史研究作出全面的梳理,展现20世纪经济学人的治学风貌和史学成就。了解学人的学术启蒙对于探究其学术生涯具有重大意义,个人治史与史学环境之间更是起着相互形塑的作用。早年的教育经历以及师承关系,对汪敬虞走上经济史研究之路起到启蒙作用。特别是巫宝三和严中平对汪敬虞身体力行的指导,深刻影响了汪敬虞学术道路的选择。汪敬虞学术发展期的学术交往以及汪敬虞本身的治学品格对于后学也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同时他先后所处的各大机构如武汉大学经济系、经济研究所等,不仅为汪敬虞提供了经济理论的范本,也为他创造了躬行实践的环境。汪敬虞在不同阶段所处的学术环境不尽相同,他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他在研究重心的转移过程中力求实现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汪敬虞在早期主要以纯粹的经济学研究为主,经济研究尚未以中国社会环境为基础。此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思想、文化等各大领域进行同步的调整与整顿,汪敬虞等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以及政治教育,在后续的学术研究中将视角转向中国现实国情,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80年代“文革”留毒肃清,“经济史研究的科学化”重新提上日程,在社会环境推动下汪敬虞加快学术研究步伐,运用经济史研究新方法、新理论,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贡献了坚强力量。梳理汪敬虞的学术发展脉络之后,可进而探析其经济史研究所具有的特点。首先在方法论方面,汪敬虞始终坚持以详实的史料作为治学根基,注重史料的搜集及考据,并且在研究过程中重视整体史学理念的运用,坚持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结合、总体考察与个体辨析的结合,在前人没有注意的领域内垦辟新方法、新观点。他运用崭新视角切入并关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依据客观事实阐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发展过程,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书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汪敬虞在史学研究过程中首要贡献是重视经济史料建设的重要性,在经济史料编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近代工业史料建设、经济史统计史料建设等领域做了有效的数据规整。其次,汪敬虞坚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的中心线索,在经济史领域引发对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思考。最后,汪敬虞将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理论”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书写大量经济史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作出史料继承与观点创新。以汪敬虞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窥见20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路和脉络,还可以将个人学术成长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进程相关联,探明经济史研究总体进程视角下个人学术道路、方法的选择与转向。经济史学家的眼光不应偏重于单一的历史学或经济学,而是应当使两者并行发展,充当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联系纽带,以历史学的回顾搭建起经济史发展的理论框架,以经济学的方法梳理历史中存在的“症结”,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史研究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