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愈演愈烈,气候异常现象频繁显现,国际减排呼声也日渐高涨。毋庸置疑,发达国家先前工业化过程中所累积的碳排放是造成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主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消费水平尚处于较低层次,因而不能以气候变化问题为借口迫使中国放弃发展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权利。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角度出发,发达国家必须在碳减排行动上率先垂范,为其历史累积排放承担责任,并通过资金与技术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唯此方能保证碳减排问题上的平等性、公平性及效率性。然而,随着气候谈判的越发深入,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碳减排压力与日俱增,尤其是作为碳排放大国的中国更是成为众多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竞相施压的对象和拒绝做出减排承诺的“挡箭牌”,而且就自身发展困境而言,能源稀缺与环境恶化也成为阻碍中国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而现有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就要求在中国政府在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碳排放绩效提升工作,以此破解当前能源紧缺与环境恶化困局。研究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问题,需要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解答：“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呈现何种关系以及隐藏在其背后原因如何”、“中国省级工业碳排放绩效处于何种状态”以及“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影响因素有哪些”。基于此,本文以上述三个问题的导向,利用改进的脱钩理论模型与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分别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及其动因做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造了全要素框架下的三类碳排放绩效模型,对中国省级工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区域收敛理论与核密度估计对工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收敛性分析,并利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对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度进行测算与分析,从而为中国工业领域碳减排实践提供启示。具体研究内容如下：(一)本文将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指数分解法与脱钩理论模型和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相结合,对脱钩理论模型与碳排放库兹涅茨理论进行改进与拓展,进而分别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短期关系与长期关系及两种关系背后所隐藏的动因做出客观而又深入的分析。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就短期关系而言,工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主要存在弱“脱钩”,而在长期关系方面,二者在形态变化上符合传统倒“U”型的库兹涅茨假说,且当前中国工业整体上处于这一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侧；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技术因素是隐藏在二者短期与长期关系背后的主要动因。(二)本文利用非参数序列DEA方法与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构建了全要素碳排放综合绩效模型与全要素碳排放相对绩效模型,并结合碳排放影子价格,利用非参数序列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全要素碳排放经济绩效模型,以此三类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模型为基础对中国省级工业碳排放绩效具体情形做出测度与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全要素碳排放综合绩效静态水平与动态变化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型差异,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碳排放综合绩效上升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作用力度较小,作用方向也因地区与时间而异,北京、天津、上海及广东四省市是为推动技术进步的“标杆”；与全要素碳排放综合绩效测度结果相比,各地区经济绩效相对排名与碳排放综合绩效较为相似,但经济绩效静态值整体上有所下降,但在动态变化上则增幅更大；省级工业全要素碳排放相对绩效变化率相对较小,中国各省区在碳减排单一维度上的工作进展并不明显,其中技术进步推动作用较小,而技术效率更是在推动作用与抑制作用之间徘徊。(三)以全要素框架下工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结果为基础,利用区域经济收敛理论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省级工业碳排放绩效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三类全要素碳排放绩效皆不存在绝对收敛,省级工业全要素碳排放经济绩效反而呈现出发散趋势：全要素碳排放综合绩效与全要素碳排放经济绩效皆不存在俱乐部收敛,全要素碳排放相对绩效则在东部与非东部之间存在俱乐部收敛特性；当纳入控制变量后,全要素碳排放综合绩效与全要素碳排放相对绩效具有条件收敛特性,而全要素碳排放经济绩效则不存在条件收敛特性；基于核密度估计的三类全要素碳排放绩效的累积指数的分布动态演进则进一步佐证了绝对收敛系数检验的主要结论。(四)为了考察与分析中国省级工业碳排放绩效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本文从企业规模、工业结构、能源结构、要素禀赋、技术、环境规制及外资等七个维度出发,运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对省级工业碳排放相对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度进行分析与测算。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体层面上,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及外资因素对工业碳排放绩效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而重工业比重、国有产权制度结构、资本深化及煤炭消费比重对工业碳排放绩效起到显著负面影响,环境规制对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微乎其微,以上各因素的作用方向与相对重要程度因区域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引进、吸收及自主创新步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2)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力度,推进工业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工业资本深化质量；(3)优化工业领域能源消费结构,有倾向性地将碳排放纳入环境规制范围；(4)提升外资引入“门槛”,加大对外资先进管理与工艺技术的引进与吸收,提高工业企业规模经济效应；(5)强化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因地制宜地推进工业碳减排工作,缩小工业碳排放绩效地区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