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3年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了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这一业务以来,股权质押这种新型融资方式在资本市场中迅速发展起来,而且绝大部分的股权质押都是出自大股东之手。虽然大股东股权质押是大股东自身的行为,但是由于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其自身的行为会给上市公司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股权质押具有门槛低、融资成本低、操作便捷等优点,大股东股权质押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问题,但是,大股东股权质押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当大股东发生股权质押之后,由于担心上市公司股价下跌至“预警线”或“平仓线”而需要追加担保物或是丧失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大股东很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企业的研发活动不确定性强、获益周期长、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且信息隐蔽。一旦研发失败将使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并很可能导致企业股价下跌,这就大大增加了大股东控制权转移的风险。因此,本文从大股东股权质押这一角度出发,试图研究当大股东发生股权质押之后,是否会利用其在上市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干预企业投资决策、减少研发投入,以达到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的目的。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那么是否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这种不利影响。在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公司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的文献资料之后,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提出研究假设。以2014-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规范分析、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采用董事会领导权结构、董事会持股比例、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的一致性、管理层持股比例作为公司治理的替代变量,来验证公司治理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公司治理对二者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其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可以缓解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董事会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对二者的关系起到抑制作用;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的一致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越能够抑制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对于完善与股权质押相关的法律法规、改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研发活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