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上，胡风及其文艺思想是一个异数。胡风的文艺思想，既承传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文化传统，又得力于二十世纪世界文艺思潮如生命哲学、黑格尔美学的浸润，同时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不断吸纳养分完善自我。而胡风一生都积极致力于将当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既有文艺理论成果和自身的艺术实践相熔铸，以主体实践论作为思维基点，独创了化合论、自我扩张说、精神奴役创伤说、主观战斗精神论等一系列文学批评观点，并确立了自我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胡风文艺思想诞生的特殊语境——文艺与政治的剧烈纠葛期，既摧毁了胡风，也成就了胡风。问题的症结在于胡风对“政治”的理解：在胡风那里，文艺与政治是同一的，“政治”已经被纳入了文学的轨道。胡风所谓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个人意义上的“政治乌托邦”期盼。在对政治作文人化质朴化理解的同时，胡风已悄然将文艺与政治属性、党性原则的关系置换成了文艺与创作实践、生活实践的关系。所以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一方面，最“马克思主义”的胡风不遗余力地营造着自己的政治乌托邦期盼，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却又使他成为了政治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反讽，成为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既是战士又是诗人的胡风在缪斯和战神之间游移之际，掉进了一生为之追求开掘又最终自陷其身的困境。 时至今日，关于文化语境和知识分子的对话关系问题依然是一个十分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话题，并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未完成文本”“召唤”着我们的进一步挖掘和思考。可以说，胡风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与时代共处的寓言式母题。而我们所应做的是在“个人”和“乌托邦”这个巨大的张力场中，通过对胡风事件和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反思，剖析知识分子的文化抉择以及这种文化抉择对当下文学和文化走向的启示，并力求以胡风为中介，建立一种与当代文艺政策、社会制度的对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