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十九世纪的晚清中国被始于地理大发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全球化、现代化进程裹挟进去的时候，残酷的真相把天朝上国从幻想中拉了下来，从而导致了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心理失落感和严重抗拒感。中国传统中的天下观念催生了自我中心主义，巩固了朝贡体制，突出了“华夷之辨”。这一系列文化自负的表现，扭曲了中国人反观自身和审视世界的视角。于是，把英国等西方国家看成是蛮夷之邦，把西方人看成是禽兽之人，这种社会集体想象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和民族心态弥漫于晚清的中国。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团副使刘锡鸿的游记《英轺私记》中便复制了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集体想象。在游记中，他用憎恶的态度塑造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英国形象，通过贬低他者文化来维持保守主义的文化自负。他拒绝接受现代化和全球化大潮的转型召唤，狭隘地固守由闭关锁国带来的单一而静止的文化身份。而正使郭嵩焘却在对英国的深入考察和独立思考中，首先完成了自身现代化转换的过程，进而倡导中国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参与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进程中去。他在其游记《使西纪程》和《伦敦与巴黎日记》中颠覆了中国社会对英国的集体想象。他用亲善的态度塑造了一个乌托邦化的英国形象，实现了他者文化和自我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他还吸取他者文化的优秀因子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促使知识的更新和文化的转型。现代化的普遍实现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必然趋势。现代化的过程是较落后的社会获得较发达社会共有特征的社会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常常是由国际间或社会间的交流触发的。因此郭嵩焘在游记中敏锐地注视着学习西方的日本，并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展开了中日两国的比较。这一点具有超前意义，因为今天的美国学者也把中日两国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最佳比较对象。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开启了中日现代化比较的先河。顺着他的思路推进，从世界秩序观、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整合以及知识与教育六个方面进行对比考察。可以看到，相较于日本，中国错过了对新式国际势力引起警觉的机会，错过了延伸政府权力并扩大职能的机会，错过了从分散而地方化的消费中将资源征集起来的机会，错过了促进城市化并加强城市部门对乡村施加影响的机会，也错过了改善教育、提高知识并将之直接用于多样化职业的机会。晚清中国存在的这一系列复杂特性条件，阻碍了其现代化的变革进程，使它丧失了像日本一样主动现代化的机会。吸取晚清的经验教训，我们在今天更加汹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大潮中，要正视“他者”，像郭嵩焘一样认真地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良因子，从善如流地进行知识更新，大胆地推动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文化转型。而现代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转型，又会带来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这一点，郭嵩焘的文化身份之旅值得借鉴。他在他者文化和自我文化的体认交流中，使其原本单一的文化身份动态更新为开放复合的身份。在文化身份的意义上，他走出了晚清，走向了现代化和全球化。郭嵩焘与马克思、恩格斯和美国人类学之父摩尔根一样，是全球化文化身份的先驱。郭嵩焘和刘锡鸿的使英游记中蕴含着历史和文化的密码，蕴含着更好地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可能。今天的我们要保持开放的文化态度，在传统的不断更新中认真鉴别吸纳他者文化，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之路，努力建构全球化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