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国内的中唐文学研究和宇文所安早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宇文所安的中唐文论具有方法论上的创新意义:首先,宇文所安根据中唐文学诗歌复杂多样、诗文并盛的情况,主张打破文体的分野,将研究视域扩展到诗、文以及相关文化话语上,把研究重点定位于探讨各种文体、各种倾向的内在关系。基于此,宇文所安对盛中分期进行了重新划界,并从创作主体、写作方式、作品特色、文学理论等各方面对中唐文学的诸种文体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揭示中唐文学特色,总结其内在的脉络关系。其次,宇文所安创造性地发挥了“中唐枢纽论”的观点,将中唐文学放在文学史的变动过程中予以考察,通过盛中对比,把中唐文学个人化诠释的写作方式、部分对抗整体的作品特色凸显出来。宇文所安将中唐文学新变的原因归结为中唐文人主体性的觉醒,具有视角与内容上的创见性,但他对中唐文人精神的分析却是泰勒“自我论”位移的结果;宇文所安用苦吟来解释象外美学,对深入把握中唐诗歌风格与美学理论之间的关联多有助益,但将象外美学做技巧论的解读却是西方诗学话语对中国审美经验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