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在中国存在已久,是民间百姓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自中国步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之后,社会结构发生转型,农村的人情消费随之变迁,并呈现出泛化的迹象。而今乡村社会中的民众提及人情消费,大多是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基于这一经验观察,笔者提出了设问——现在乡村社会中让百姓又爱又恨的“人情”消费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并以此为初衷构写了本文,文章通篇都在回应这个研究命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清楚明确两个对象:现在的“人情”消费是何形态、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又是何形态。笔者认为这应该由人情消费的主体——百姓来作评判,对于以前的人情消费百姓是“不恨”的,但现在却“又爱又恨”。那么现在“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现在“爱”的与以前“不恨”的人情消费是否完全一样?现在“恨”的是否是以前“不恨”的人情消费的演变?在经验角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每个时代人情消费都有各自的特征,转型前的人情消费,百姓是“不恨”的,可以认为这即是那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现在的“人情”消费,百姓是“又爱又恨”的,那么“爱”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恨”的是表象的“人情”消费。基于此,笔者构建了三个符号概念:A′代表转型前的人情消费,也是该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A代表转型当期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A+代表现在的“人情”消费,其中A′和A+是显性的社会表象,而A是被隐藏在A+之下的内涵意象。如此,本文的行文主脉络表面上就变成了A′是如何向A+转变的,但要达到这一分析需借助中间变量A,因此最后本文的逻辑思路是通过三个变量的两两对比,证明A′如何向A转变,A如何向A+转变,从而得到A′向A+变迁的结果,以此去回应本文大标题——转型期的农村民间人情消费的形态研究。本文以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为研究背景,以全球性现代化理论为研究视阈,以实证调研为资料收集手段,以数据描述和理论诠释为分析论证工具,以河北省J村为经验来源地点,试图去分析并解决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国农村阶段性的社会现象。在文章中,笔者对人情及人情消费作了概念定义,进而用数据呈现了J村转型当期的“人情”消费形态即A+,和转型前期的人情消费形态即A′,并结合访谈资料在理论上以“纯化”特征确定了真正意义上人情消费的两种历史形态A′和A,然后从范围、程度、功能和目的四个维度去剖析、剥离、对比了三种人情消费A′、A、A+的形态,以“纯化—泛化”、“适度—过度”、“适用—实用”、“生存—生成”的四对范畴来形容描述对应形态,得到的结果如下:A′——以前的人情消费,纯化、适度、适用、生存;A——现在的人情消费,纯化、适度、适用与实用之间、生成;A+——现在的“人情”消费,泛化、过度、实用、生成。从A′到A是人情消费转型的过程,其核心要素未变,形态表征稍变;从A到A+是人情消费泛化的过程,核心要素已变,形态表征亦变。故由此得出本文的结论——总结论:如今百姓“爱”的是纯化的人情消费,“恨”的是泛化的人情消费,整体来看百姓“又爱又恨”的“人情”消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分结论一:人情消费的形态变迁是社会转型的客观产物,无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消费(从A′到A)的转型,还是“人情”消费(从A到A+)的泛化,都是社会这个人情大场域的变动所致;分结论二:社会转型期的人情消费变迁的只是表象形态,未变动的是深层意识。这里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纯化的人情消费,即从A′到A的转变,纯化、适度是二者的同质特征,适用与实用、生存与生成是二者的区别所在,A′与A是人情消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表征,时代符号的更新使得表征面貌有所变动,但核心的内在要素——人情消费的和合性的行为动机始终未曾动摇;分结论三:当前“人情”消费的泛化问题只是阶段性的社会存在,这里指的是从A到A+的泛化现象,泛化是人情消费在应对社会转型时产生的“病灶”,该社会病灶要么调适好转,要么切除消失,不会一直存在。基于百姓对当前人情消费的“又爱又恨”的态度,笔者认为应动用社会力量去维护百姓“爱”的纯化的人情消费,约束“恨”的泛化了的人情消费,可以从三个行为主体入手采取措施:从国家层面上弱化人情消费对权力的攀附,从社会层面培育发展性互助平台与氛围,以及从个体层面上强化人情消费对情感的忠诚,各方合力齐动,揭去人情消费的伪仿面纱,还其素颜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