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破坏的日益严重,生态问题正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领域中,生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描写生态问题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是一个拐点,它不仅使生态思想不断深入人心,而且直接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和环保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同时也开启了文学家自觉地在生态范畴里创作文学作品的时代,欧美生态文学进入大繁荣阶段。综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时期生态文学的发展,它表现出一定的阶段和层次性,本论文以三部作品——美国作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唐·德里罗的《白噪音》和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为例,来具体论述人类对生态破坏在后现代时期不同阶段的特征。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工业国家正进行第三次科技革命,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主要描写人类利用科技对自然的破坏。到了七、八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作品《白噪音》着重叙述过度消费带来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危机。世纪之交,人类进入全球化和知识爆炸时代,欧美社会享受着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便利,而各种复杂的问题也交错出现,生态文学《羚羊与秧鸡》揭示出人类面临生存毁灭的整体危机。处于后现代时期的生态文学也采取后现代文学的解构和批评策略,后现代时期的生态文学表现出层次性,不同阶段的生态危机的表现重点不同,因而作者通过作品解构和批判的深层文化思想内涵的侧重点也不同。五、六十年代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人类利用科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作家对科技绝对进步主义和知识崇拜进行了重点批判。七、八十年代,欧美进入后工业社会,消费成为生态破坏最大的新威胁,生态文学则对人类任意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日益膨胀的物欲观进行了解构。当人类进入新的千禧年之后,世纪之交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表现在方方面面,生态文学则对各种文化原罪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后现代时期的生态文学不仅仅采取后现代文学的解构策略,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建构目标。当自然被破坏之后,生态文学提倡人类与自然的对话与和谐相处,力图重新让自然回归中心的位置,还自然之魅,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拯救策略。当消费的欲望伸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甚至物质都面临威胁时,生态文学提倡把地球上的每一个事物(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视为平等的个体,视为“生态之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链点,生态整体主义成为新的重要策略。而当地球生态危机面临毁灭之时,当生态灾难无法逆转时,人类的出路在哪里?生态文学又将采取如何的拯救策略?这是生态文学的最新课题,也是生态文学的“终极”策略。笔者认为,这要求生态文学扩展生态的视野,扩大“生态之场”的时空范畴,也许“宇宙之场”才是它的“终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