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结合,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迫于信息经济发展的需要,海量公民个人信息被以数据的形式存储于数据库,不断在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传播和利用。新的技术在给我们带来快捷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危机和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公民个人信息不断被侵犯的问题。刑法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如何在确保新时代信息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发挥刑法的保障机能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显得至关重要。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大数据及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概述。首先从大数据和大数据时代等基本概念入手,结合最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对个人信息的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大数据时代下的“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和“个人数据”之间如何区分对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十分关键;其次通过描述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面临的挑战,强调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最后,通过对现实情况和相关理论的分析,结合疫情防控形势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所面临的冲突,引申出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均衡保护原则和谦抑性原则。大数据时代,对于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利用不可避免的会引发和其他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主要表现为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国家治理安全利益之间的冲突,此时比例原则就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如何理解二者与公民个人信息之间的位阶关系显得至关重要,《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也基于大数据应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发挥重大作用的现实背景下对此作出了明文规定,在第十三条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了个人信息处理法定的合法情节中;在大数据时代下,为了避免刑法的工具化倾向,维护刑法尊严,就要牢牢坚守谦抑性原则,这也是对于宪法之中比例原则的遵守。二是大数据时代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现状及不足。这部分先是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现状进行介绍,继而提出存在的问题。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规定主要集中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本罪的条款在面对大数据时代新的机遇和挑战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包括本罪的前提条件和行为方式均需进行调整。生物识别信息作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新形态,理应将其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而以网络爬虫为代表的使用网络工具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在大数据时代可能存在非法获取的问题,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法益构成威胁。此外,移动设备上的APP广泛存在强制用户授权等滥用信息的问题,理应进行规制。第三部分对第二部分阐述的问题提出完善的建议。上述问题并非在我国单独出现,其他国家已有先例,这也为我国完善刑法体系提供了借鉴。具体包括健全前置法,尽快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保护对象,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提供系统的法律保障;将“使用网络工具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纳入“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解释范围,加大保护范围和力度;最后通过增加“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来更加科学地界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更好地保护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