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是日本对华殖民统治的一个缩影。它的出现既是日本殖民政策的特殊历史产物，又是对广大农民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伪满地方政权是日本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保甲制、村制和国民邻保组织皆是日本不断强化殖民统治和加紧经济掠夺所采取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集团部落、“无人区”和日本移民开拓团的出现，使东北农村原有的村屯组织结构受到破坏或毁灭，对当地农民生活构成巨大威胁和冲击。协和会是在关东军操纵和控制下对东北民众进行思想奴化教育的政治团体，逐渐演变成为走向战时经济体制的民众动员和实施机关。 日本通过“地籍整理”和百万户移民计划，对农民土地进行大肆劫掠。伴随着土地的剥夺与流失，地权高度集中，农民两极分化严重，自耕农阶层因受到冲击而基本瓦解，并生成大量无地农户，佃农和雇农成为农村最大的群体，贫困化阶层扩大。地主阶级身份发生转化，传统意义上的地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转型时期的地主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相结合。日本移民作为东北农村的特权阶层，演变为中国领土上的新兴异族地主，使租佃关系在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由于受战乱、世界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日本掠夺政策及对农业生产力征发与破坏等影响，致使东北以大豆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在农业危机中，农民惨遭浩劫，生活陷于绝境。为加强对农业资源的掠夺，日伪通过实施经济统制政策，迅速建立了殖民地农业体系，控制东北的农业生产和流通。这种农业生产完全违背自然经济发展规律和农民个人意愿，即根据“需要什么生产什么”，“需要多少掠夺多少”的原则。其中，军用品棉花的生产成效显著，而鸦片的种植，最具代表性。 尤其到战争后期，农产品成为头号战时紧需物资，伪满地方政权、协和会、兴农合作社实行三位一体制，共同对农民进行农业掠夺。以劳动统制政策为基础的强制劳动也愈演愈烈，千百万农民被强行征集和残酷奴役，不仅生活得不到保障，生命也时刻受到威胁，有相当一部分劳工因劳累、受虐致死。而占人口80％的农民最终难逃战争危机，日伪政府通过三次战时大增税、地方摊派、滥发纸币、公债，强制储蓄和保险等手段，将农民手中的每一分钱搜刮殆尽，农民负担极其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