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文学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激进的现代性之路。在这一追求中,文学与革命、政治的关系被优先强调。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二字,并不仅仅体现在对民族国家追求的文学启蒙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艺术自身追求的文学审美上。对于现代文学来说,文学启蒙以革命、启蒙为目标,致力于民族国家解放的宏大叙事;文学审美致力于艺术创造和文化关怀,二者同样重要。进一步说,现代文学既要重视文学与时代、社会、政治的关系,同时也要关注文学自身的发展建设问题。因此,现代文学审美的研究不容忽视,它既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为现代文学启蒙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凌厉提供了某种反思和借鉴的经验。沈从文作为“京派”一员,坚持文学的审美追求,其思想主张和艺术观念,既体现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本原性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文学立足于时代话语坚持自我表达的可能性经验;同时又以自我主体意识的张扬表现了文学可以不载道的审美表达。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将论述的落脚点放在沈从文文论上,力图将沈从文对文学观念的表达和思考纳入到现代文学文化的整体框架中,以此考察沈从文文学思想与时代、社会、政治等的复杂张力关系。按照沈从文文学审美思想的建构与关联,本文分四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本文从“离散”的角度入手,分析了沈从文从湘西到北京,从“乡下人”成长为一个有着对文学自觉追求的作家的心理历程,以及“离散”对他文学审美观的形成和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杂采中西文化之所长,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于时代、政治之外,既反感现代都市文明,又对人生“爱”“美”倾心,由此形成他的自我主体认知和个人化表达,以及以艺术沟通现实与理想的文学审美定位。其次,本文考察了沈从文以个人表达为主体的文学审美建构。本着文学表达自我的要求,沈从文不仅对文学的历史观、真实观,及感性、无意识心理等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而且还主张文学成为情感的载体,要求文学独创、自由。沈从文的这种文学理解,显示了作家以个人主体存在来抗拒“依附性”的现代化生产的能动性和文学审美坚持本体自律的自由品格。再次,本文对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在这方面,沈从文有效地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传统文化实行了现代性转化,表现出集古典理想与现代文化于一体的文学审美理想。在内容上,沈从文主张生命的健康向上与人性的优美自然,在形式上,沈从文主张文学审美的形式感,要求和谐恰当,充分体现出人生的美与文学的美的和谐统一。复次,本文还对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察。沈从文通过一系列评论、杂感、论争等形式,参与到与时代、作家、作品、读者的对话与交流——既对新文学发展的经验得失成败进行总结,对文学实现寻美与纠弊,以引导文学的健康正常发展;同时也对当前文学运动的发展给予说明,思考新文学的发展与建设问题,实现文学重造、经典重造、社会重造的艺术审美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对文学的思考,反映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审美期待和可能设想,充分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现代文学建设的文学责任感和使命感。沈从文对文学的表达与思考,贯穿于社会、时代、人生、民族等诸多层面,充分显示出作家以自我主体能动精神沟通文学本体层面的审美自觉,和以文化改变现实人生的审美救赎。这种思考,虽然在风雨飘摇的现代中国,有些不切实际;但它却以其存在,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在现代文学的功利追求之外提供了文学作为主体存在的话语建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