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全球经济一直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从1992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全球就爆发了6次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银行并购作为银行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式,它也常常被指责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源。然而,在金融危机中,我们经常看到政府鼓励甚至强迫银行进行并购重组。如何认识这一现象?银行危机并购是一类特殊的银行并购,它发生在一个极端环境之下,具有很多传统银行并购不具备的特征。传统银行并购理论将银行并购动因集中于银行自身发展上,包括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改善效率、分散风险、提升股东价值等。这不能解释银行危机并购。对那些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银行而言,首要的目标是生存,然后才是发展。而且,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政府往往会干预银行并购,政府的动因有时甚至会在银行并购中占主导地位。但是,政府的动因通常是多元化的,它可能同时会有几个目标,这些目标之间甚至还是相互冲突的。从历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的行为来看,政府干预银行并购的动因主要包括：抵御或化解金融风险,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节省救助成本；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竞争力；其他动因,包括失业、中小企业融资等问题。银行危机并购是否有助于抵御或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是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没有外部资金注入、并购协同效应为0等情况下,银行危机并购不仅不能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反而可能会增加银行的破产风险。Michael S. H. Shih(2003)的模型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在有外部资金注入或并购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等条件下,情况则会不同。从现实案例来看,很多国家在鼓励银行并购的同时辅之以注资、不良资产剥离等手段,最终稳定了金融体系局面,为其国家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潭作出了贡献。但是,银行并购带来的稳定效应可能只是短期的,在一些国家发生的银行危机并购却不幸成为了下一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典型的案例是阿根廷。阿根廷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为应付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而采取的银行并购措施被普遍认为是导致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试图借银行危机并购来实现改善本国银行体系效率、提升银行体系竞争力的目的。马来西亚政府1999年实施的银行体系改革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端案例。在其金融重组计划中,马来西亚政府强制要求本国58家本资银行与金融机构按照中央银行选定的6家主导金融机构名单进行合并。虽然方式极端,但从事后研究来看,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主导型银行危机并购取得的效果还不错。相对于马来西亚而言,其他国家的作法就要温和得多。大多数的国家都是把银行业的并购重组同不良资产剥离、政府注资等方法配合使用。只是一些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方的国家取得的效果似乎并不好。这些国家采用紧缩政策来应对危机,同时采取自由化举措、放松外国金融机构准入条件,其结果导致很多国内金融机构被外国银行收购,一些国家甚至因此丧失金融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代国家干预理论的观点：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怎样干预才最有效。对那些受金融危机影响小的银行来说,金融危机可能提供了一个扩张的好时机。因为这一时期容易找到好的收购目标,收购价格也会比较便宜,而且监管当局大多会对收购持鼓励态度。2008年,摩根大通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就是这类收购的典型案例。华盛顿互惠银行在美国次贷风暴中损失惨重,摩根大通趁机完成收购,拓展了其零售银行业务,实现了战略并购的目标。当然,这类并购也并不总是会受到欢迎。出于对“大而不倒”的担心以及垄断带来的负面效应,一些国家即使在面临危机严重影响时对银行并购也是持谨慎态度。而且,借这类并购来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标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受危机影响小且有能力完成收购的银行。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能力进行收购的银行并不多。这可能也是大多数国家对问题银行采取国有化措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银行业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因此这可能是一个实现全球化经营的契机。本文开创性的提出银行危机并购这一概念,并运用银行并购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国家干预理论,结合大量案例,对银行危机并购的动因、风险、绩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是本文的主要贡献。我们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1)相对于正常环境下银行并购的诸多悖论,危机背景下的银行并购争议较小；(2)银行并购是政府处理银行业危机的主要手段之一；(3)银行危机并购中政府的动因常常扮演重要角色；(4)银行并购往往能够在银行业危机中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但也有其风险；(5)银行并购本身并不能创造世界级的银行,关键在于整合。在论文的最后,笔者也对我国银行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