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作为近几年的热点的话题之一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内地的整体状态已经发生了巨变,政府不再是社会的唯一管理者和救济者,公民社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不断成长成熟,慈善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自治能力显著提高。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众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同政府组织一道积极参与到抗震救灾中来,向全世界宣示了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壮大也用实际行动结束了对中国是否存在公民社会的质疑。借着全民慈善和政府大开政策之口的东风,我国的民间慈善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我国民间各种自发的慈善组织由一片空白发展到近百万家,在填补我国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空缺以及政府职能缺位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汶川大地震中数亿人民的慈善之举推动着我国慈善事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也考验着我国的慈善体系。政府在慈善事业中角色定位的偏差,导致长期以来公权力对慈善事业的过度干预和侵蚀,加之传统的慈善法律和双重管理制度的制约,使本应归属于民间的慈善事业被行政性地割裂为“官办慈善”和“民间慈善”。政府民政部门与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官办慈善格局,使本就积贫积弱的民间慈善组织由于身份上不能“转正”,在组织登记、资金筹集和优惠政策的使用上遭遇重重阻碍,迫使大量的草根慈善组织为了获得一个正当身份而不得不注册成为企业,对民间慈善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给“官办慈善”以致命的一击,引发了全社会对官办慈善机构公信力的质疑,对中国慈善体系的反思,同时也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正在成长中的民间慈善组织。本文以汶川地震和郭美美事件对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影响和冲击为切入点,以民间自发的体制外的民间慈善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从三个层次展开讨论：首先介绍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概念、分类以及在我国特殊历史国情下的演变与成长轨迹；其次,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现状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寻制约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关键症结所在；最后,借鉴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慈善发展模式,提出了适应于我国特殊转型期的民间慈善组织发展模式：以民间慈善组织为主导、以慈善公信力建设为核心、以全民慈善参与为发展、以政府科学管理和监督为保障的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发展模式,并从慈善意识供给、培养企业战略化慈善模式、转变政府慈善参与模式和民间慈善组织内外整合机制等四个主要方面对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对策。什么是慈善?回顾千百年来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变迁,慈善从宗族乡里间的庇护演化成普世的关爱,从个人德行的昭示升华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慈善事业不应该是富人们一时的良心发现和随意施舍,而应该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基于爱的表达。慈善事业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捐赠的多与少,而在于给人们一个途径保存和传递了一颗颗同情和善良的心,慈善是一种博大的情怀更是一种文明的体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矛盾突发期,慈善组织尤其是根植于公民大众的民间慈善组织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我们在感叹慈善内涵的历史成长和变迁之时,也同样认识到了国家力量在每个历史时期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在民间慈善事业中的定位以及对政社关系的态度需要一个质的转变。慈善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贫富不均的结果。笔者认为,慈善事业的最高境界并非是本身的蓬勃发展而恰恰是期待有朝—日社会能够不需要它而使其自动解体。毕竟,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来给予他们帮助并非是慈善的本义,这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这一过程更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的密切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脱离公权力的“体制外”的民间慈善组织为主要研究主体,以汶川地震和郭美美事件为两个切入点,从一正一反两个角度剖析两个热点事件对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发展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并以此为突破口深入剖析了体制性因素、社会慈善环境以及我国长期的政社关系格局对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深层次影响,站在中立的角度分析问题并最终提出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长期慈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