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后,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在中国掀起了三次传播热潮,其经典作品《情人》更是在短时间内以其6个译本,制造了中国的“杜拉斯现象”,受到某些当代作家的强烈推崇与模仿。这些现象成为我国翻译文学史上一道奇特的景观。虽然对杜拉斯本人或其作品进行的研究不少,研究角度也多种多样,但没有人从翻译着手,对某一作品在中国的接受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选择从具体的翻译入手,通过对比《情人》不同译本的翻译,结合其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全面分析这部作品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本论文分五部分。前言部分通过援引描写翻译研究理论,论述本文研究方向和研究技术手段的可行性,并对《情人》的研究现状进行概括和总结。第一章讨论了《情人》的相关情况。第二章介绍了《情人》的译介状况,并通过不同译本的比较,指出王道乾译本是最符合杜拉斯原文的译本。第三章以详实的资料探讨了中国作家对《情人》的接受。通过前四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翻译作为翻译文学的基础,其作用在于促使本国语言、文学、文化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吸收其先进之处,从而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这也正是翻译的价值所在;而无论是翻译活动,还是目的语国度作家对翻译文学作品的接受本身,无不体现着人类对进步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