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由“结论”和“农村”、“乡土”、“家园”和“荒野”等五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两个基本的题材范畴，即“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小说”，的辨析入手，在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差异的基础上引出问题，即在乡土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存在概念使用上的含混，要么以乡土覆盖农村，要么以农村包容乡土。很显然，这种含混所造成的指认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土文学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试图提出一个更合适的概念来涵盖乡土和农村。我认为“乡村”是涵盖二者比较理想而富于弹性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导出构成了本论文在论述上的初级逻辑平台，在此基础上我进而认为，除了乡土和农村外，对于乡村的表现还存在家园和荒野两种方式，它们直接指涉着人的精神层面。因而，呈现于文本中的“乡土”、“农村”、“家园”和“荒野”显然并不能看作同一种既定的客观事实，而作为基于乡村的四种不同文学景观，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经过文学言说而被赋予了创作主体特定意义内涵和价值判断的“想象性构成物”，换言之，它们也可以视为对中国乡村四种不尽相同的言说方式和想象方式。而本论文所认定的想象是一种文学显现或运作的模式，它一方面包含着主体对言说对象的选择和重组，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主体对言说方式的选择和运用。因而，基于乡村的四种不同文学景观是包含了客观和主观性内涵的四种不同想象方法在文学创作中的呈现。基于此，绪论第二节对每一种想象方式的具体操作进行了简要论述，得出一些基本的规律。 “农村”的生成我认为源自乡土的蜕变，而导致乡土向农村蜕变的根源是由于“他者”的进入。这主要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文化形态等三个方面。由此，一种新的阶级关系覆盖了先前的血缘和地缘伦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进入后也带来了新的经济形态并给人们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冲击，产生苦闷、焦虑甚至失落；而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意识有时更带来原有人际格局的改变。总之，因为“他者”的进入使以前相对稳固、古旧的自然村社变为处于变动和重组中的农村。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阶级斗争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乡村的两重基本生活场景，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切换、挤兑和遮蔽。在本章里以浩然产生于文革前的《艳阳天》和文革中的《金光大道》作为个案具体说明这两重乡村生活场景之间的关系。“外来者”下乡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常见的情节设置，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叙事模式，“外来者”身份常常是党的干部、人民战士和归乡游子，而我认为这一行为背后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动机体现为一种权力话语的植入，如合法性论证和方针路线政策的贯彻以及展现英雄的成长历程等等。在有些作品中，“外来者”也体现为一种不和谐的叙述声音的出现。 “乡土”总体表现为在诗意观照下的自然村社。诗意源于观照者和对象之间的距离感，因而乡土文学是作者对于乡村(大多数是故乡或“第二故乡”)进行有距离观照的产物，在空间上表现为“空间位移”，即主体已经离开观照地；时间上则体现为“时序错置”，即对于当下而言，观照地处于时间的彼端，那时的情形是靠回忆和记忆的重组得以再现。参照费孝通等的社会学⑧博」:学位一论文l川(1()RAIDISSI乙R‘l，A1’I()N若作，我认为体现于乡土文学里的乡一t件f会特性，土要休现在对l几地的珍视和依恋;对规约人们日常行为的一核套相对古旧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意识的}司守:对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对T.白然、社会和人际带有“原始思维”性质的认知方式的承袭等上面。乡愁是乡土文学较为常见的表现对象，常常从不同侧面得以彰显。由于诗意观照的介入，对乡土的描写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浪漫气息，而自然村社也被诗意化为一种乌托邦性质的所在，带有空间预设性。但潜藏于作者内心的理性因素又在不自觉中对诗意产生了消解，它一般表现为一种历史感的进入，换言之，是它促成空间预设的一鸟托邦掉进一种时间的陷阱。在本章里我土要以沈从文和贾平凹作为参照对象，探讨他们在前后创作中所存在的关T.乡土乌托邦建构和解构的对话关系。侨寓者返乡同样是乡土文学里比较常见的叙事母题。 “家园”想象的生成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它与80年代中后期以至一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补遍存在的人文精神失落和社会转型期原有价值判断失范有关，甚至是受到一种“世纪末”的社会情绪的影响，这些社会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当代人精神家园的失落从而也催生出人们对它的寻找与建构。在这种意义上，乡村家园想象是当代中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社会心理在文学领域里的显现。而从个人来看，则大致表现为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生命形态。对于“农裔城籍”作家们而言，常常体现为对故乡的爱恨交织或情理悖谬:而在有些作家那里则根源于一种童年记忆，其至是对一种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狂热迫求。作家们往往通过一种诗意的言说达于精神家园的建构，由此让“生活在别处”的灵魂“!司家”。而精神客居者的回家主要表现为:回到人地、回到童年、回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