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着独特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市场化过程,在这种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其特殊性,对此,理论界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紧扣国情,运用较前沿的计量分析方法,就中国转型期税收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从需求、供给、制度三个层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导论之后的研究框架及主要结论：第二章,研究我国转型期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特殊机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需求、供给和制度三个方面。由此决定了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路径。论证了转型期经济与税收的特殊性。税收对经济的影响,一是政府实征税收的影响,二是政府应征未征税收的影响。这是我国转型期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维度,两者从不同方向同时作用于经济增长。已有的研究,几乎都是从政府实际征收税收的维度来分析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研究主要从第一个维度展开,并结合了第二个维度进行分析。作为理论支持,对税负转嫁与归宿理论进行了拓展。一个税制体系建立后,现实税负总会与设计税负不一致。税收转嫁与归宿理论都是基于既定税制下政府所能够征收到的税收。按税收政策衡量,政府未征或未能征收到的那部分税收,同样涉及社会经济利益调整,其运动具有税收转嫁与归宿的性质。在我国,公有经济占主体地位且足额纳税程度高,使其他经济成分的逃避税能以较高比例转嫁而形成其超额利润。第三章,从需求层面研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综合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论证需求具有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然后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约束问题及其中的税收原因。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税收、收入分配差距、居民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研究表明,税收会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而作用于居民消费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计量结论：消费率、宏观税负率和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经济增长都有正的贡献。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消费起到重要作用,消费率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增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最小,但也是正的效应,说明宏观税负的变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比重增加0.1,经济增长率增加1.07；宏观税负增加0.1,经济增长率增加0.32,基尼系数增加0.01,经济增长率增加0.106。消费率在受到基尼系数冲击后,效应一直为负,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对消费率的提高不利。消费率在受到宏观税负的冲击后,效应开始为正,第5期开始为负。长期看宏观税负的增加,最终会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对居民消费率产生负效应。宏观税负的提高在相近的几年和较远的将来会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第四章,从供给层面研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物质资本推动的,同时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与税收的相关度考虑,本章将主要分析转型期税收通过对这三方面的作用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从供给的地区结构角度,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税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VAR模型对税收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税收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税收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运用工业企业所得税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区域税负水平对相应经济指标的影响。计量结论：税收、国内生产总值、民间资本、公共资本这四个变量之间具有唯一的协整关系。民间资本和税收对国内生产总值有正向作用,而公共资本对国内生产总值有负向作用。民间资本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8389%；公共资本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2853%；税收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0581%。公共资本对民间资本的冲击效应表现为负,这可能是公共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或者也有公共资本供给不足的原因。税收对民间资本的冲击效应为正,并且持续增强。税收对公共资本的冲击效应为正。民间投资、商品税、所得税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在长期,商品税每增加1%,民间投资就增加2.44%；所得税每增加1%,民间投资就减少0.67%。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公共教育支出三个变量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公共人力资本受到税收冲击后,效应为正,且持续增强,表明税收增加对公共教育支出具有持久的积极作用。宏观税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财政科技支出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三个时间序列具有唯一的协整关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率有正效应,税收对经济增长率有负效应。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受到税收冲击后,效应呈正负起伏变化。科技支出在受到宏观税负冲击后效应一直为正。以内资工业为例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显示,内资工业平均税负水平系数显著不为零的有18个地区。总体来看,负效应东部比中西部地区小,并且负效应的地区分布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内资工业边际税负水平只有8个单位表现为系数显著不为零。说明了两点：其一,工业边际税负的增加,未对全国工业生产产生普遍的影响。其二,在系数为负的4个地区中,有3个属相对不发达地区。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税制差异以及区域之间税负转嫁和转移的影响,较真实地刻画了相同税制在不同地区运行的不同效应。第五章,从制度层面研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了转型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变迁因素——产权结构变化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税收对它们的重要影响。税收与产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税收为产权结构变化提供了制度供给；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资源向私人的非规范性归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作为制度的税收在转型经济期的实施机制问题。运用VAR模型对税收与产权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税收与进出口和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运用一般计量回归模型对税收优惠与FDI和经济增长、税收优惠与FDI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结论：用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表示的非国有产权及其税收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非国有产权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而非国有税收所占比重,对经济增长有负向效应。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增加1%,GDP的对数增加0.2269。非国有税收比重增加1%,GDP的对数减少0.1089。税收的正向冲击对非国有产权有持续的正向效应,而这是由于税收比重与产权比重差距隐含的税负差别。不同注册类型企业的税负水平因公有程度不同而有显著差异。GDP变量、出口变量、出口退税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出口退税对经济增长有负向效应。出口变量受到出口退税变量的冲击后,效应为正,即出口退税能促进出口。GDP变量、进口变量、进口税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进口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进口税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作用。进口税变量对进口变量的冲击效应为正,从短期非均衡的角度看,进口税有利于进口。对外资工业企业所得税收的实际优惠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相应的工业总产值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表明：FDI增加1%,外资工业总产值增加1.395%,外资工业企业所得税收的实际优惠增加1%,外资工业总产值增加0.721%。外资工业企业所得税收的实际优惠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变量呈正相关。第六章,结论。对论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概括,揭示政策含义。创新和不足：一是研究体系有所创新。围绕转型期经济和税收的特殊性,从需求、供给和制度三个层面研究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需求层面,突破了通常税收仅对短期产出水平产生影响的局限,把税收、分配、需求与长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将对我国“扩内需,保增长”在税收政策方面的取向有所启示。供给层面分析中,定量分析了税收与公共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选取省际工业企业所得税与相应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税制差异以及区域之间税负转嫁和转移的影响,较真实地刻画了相同税制在不同地区运行的不同效应。制度层面的分析,探究产权结构变化中的税收影响,揭示混合所有制下,税收对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显著作用。二是对转型期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有所创新。对税负转嫁与归宿理论进行了拓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揭示了在渐进性经济改革中,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维度。把对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建立在全面综合经济增长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较准确地把握了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机理,促成了体系创新。三是研究方法有所创新。基于具有多方程属性的VAR计量模型进行研究,定量分析了税收与经济增长及其主要决定因素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在数据选取中,进行了深度挖掘,绝大部分经济和税收数据为本文原创使用,形成了一些全新的计量结论。不足：本文主要从需求、供给和制度三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税收与经济增长问题。在不同层面,税收、经济增长和其他相关变量存在着不同的协整关系。在这些不同的协整关系中,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同时,税收会经由其他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对深入理解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路径很有意义,但关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而这是分层次分析所不能兼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