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进入了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公共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了出来,一方面,政府的行政行为深刻地影响着国民公共利益,侵害公共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在民事领域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食药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大范围侵害消费者权益、垄断行业恶性竞争等行为也严重地损害了公民的权益,但是受害者却囿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无法通过传统的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得到合理的救济。虽然此前的相关法律规定部分社会团体可以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民事公益诉讼,但保护公共利益的效果却并不明显,因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探索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授权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并在北京等十三个省份展开了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授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这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予以部分完善和细化。虽然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得以确立,但是在试点工作和基层司法实践中仍然反映出来很多问题,比如说,公共利益在司法实务中难以界定、案件线索来源单一、线索转化成正式案件的程序不流畅、受案范围相对狭窄、案件受理工作依靠行政手段去推动、检察建议的履行缺乏监督、“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仍然存在角色冲突、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程序过于抽象、判决和裁定的执行监督缺位、组织保障和配套机制不健全、如何实现与其他适格主体的良性互动等等。这些问题看似细枝末节,但实际上决定了一个新建立的制度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可否实现设置制度的初衷和预期目的,能否长期有效的运行下去。所以必须对这些在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仔细地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处理对策,比如说,针对案件线索发现阶段出现的问题,可以扩大解释法条里的“履行职责”,提高检察公益案件办案人员的思想认识,促使其主动寻找案源;针对受案阶段里的问题,可以针对性扩大受案范围,以发布指导案例的方式明确民行竞合时的“民事优先于行政”原则;针对诉讼阶段出现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明确举证责任,具体化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程序,强化公益诉讼判决和裁定的执行监督等等。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事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对检察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可以使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更具可操作性,更加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这不仅响应了十九大“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的号召,也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顺应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