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起,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银行业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严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银行存款增速持续放缓,资金来源受到一定制约,稳定资金来源的争夺异常激烈。2015年10月24日,央行宣布取消维系已久的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我国进行已久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实现。事实上,自2004年完全放开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起,在近十年来,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中国的商业银行已无法再像过去一样依靠政策红利取得巨大的净利息收入,尤其是近几年来,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更是大幅放缓。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极大地挑战了银行传统盈利模式,中国银行业已逐渐远离黄金时代。在此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中国银行业不断开拓创新,改革收入结构体系,以期走出“寒冬”,而这一系列举措的关键就是大力发展非利息业务,提高非利息收入的比重。因此,非利息收入的高低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应该如何提高非利息收入是我国银行业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研究非利息收入的各项影响因素,以期对非利息业务的发展提出有益建议。本文对研究对象非利息收入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首先,将非利息收入定义为营业收入减去净利息收入的部分,并将非利息收入与中间业务收入进行了对比,得出非利息收入的外延广于中间业务收入的结论。同时,木文结合以往文献和各银行年度财务报表,将非利息收入细分为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汇兑损益和其他非利息收入五个部分,并对每一部分包含的具体条目和内容进行了列举说明。同时,根据我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数据和初步统计结果,归纳了非利息收入的主要特点。本文还归纳了国内外的主要研究。国外文献方面,本文根据研究方向的不同,分为非利息业务对商业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和非利息收入本身影响因素两部分。国内文献方面,本文也按照此思路进行了归纳总结。之后本文在归纳当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本文以bankscope数据库2002—2014年中国154家银行为样本,根据银行性质将其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五大类,构建了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比重、非利息收入占总资产比重、非利息收入总额的自然对数三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从相对量和绝对量的不同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因素。在回归过程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并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异方差的影响。此外,为了稳健性起见,同时解决静态面板的弊端、修正估计中的内生性和异质性问题,本文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新的解释变量,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对动态面板进行了重新估计,保证得到最可信的回归结果。研究结果表明,非利息收入水平与银行管理效率和银行规模存在一阶负相关,二阶正相关的U型关系。当银行的管理效率和规模高于某一水平时,银行管理效率的提升和规模扩张会带来非利息收入随之上升,而当低于该水平时,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会随着管理水平和银行规模的提高而降低。即管理水平和资产规模处于两端的银行其非利息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而处于中间位置的银行非利息收入水平反而较低。国有银行股权对非利息收入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外资股权和农村商业银行股权有显著的正效应。非利息收入在2009年存在突变效应,即四万亿投资计划对我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水平有显著负影响。第二,股权结构的差异会给银行非利息收入带来不同影响。相比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银行股权对非利息收入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体现出政府干预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对银行效率和发展的负向影响；外资股权和农村商业银行股权有显著的正效应；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业务结构和发展模式与股份制银行逐渐趋同,因而差异并不显著。非利息收入与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上证综指正相关,与不良贷款率、净利息收益率、贷款增长率和中国的利差水平负相关。基于回归结果的分析,本文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从短期来看,应着力于提高银行管理效率,大力发展新型非利息业务：从长期来看,基于银行混业经营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非利息业务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问,因此中国银行业应充分把握时机,提高非利息业务的数量和质量。此外,应促进银行股权结构多样化,减少政府干预对银行业务的影响,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