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仅涉及到语言转换问题，更涉及到文化交流问题。从客观上说，翻译活动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发展。人类社会中的文化交流是从思想交流开始的，而思想交流又和语言表达是分不开的。作为翻译对象的语言是特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该种文化的特定印迹。思维方式，这种某一特定社会中人们在接收、反映、思考和处理外部信息的思维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习惯，可以说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中最内在的制约因素。一旦形成，就会成为该种民族文化传统中最稳定或最核心的部分而代代流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就是思维方式的载体。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了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众多翻译实践已经证明思维问题左右着翻译质量。各民族之间思维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但是又正是思维差异造成了不同语言转换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译或不可译，因为思维差异造成不同语言特有(或特别显著)的语言现象，而这正是翻译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 本文首先指出语言之间存在三种层次的差异，而思维方式是支配语言表达法的深层因素，明确只有从更深的层次看问题，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巨大困难。然后从探讨德国语言学家洪堡德的语言相对论、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语言文化论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入手，讨论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为阐明思维方式对翻译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影响、紧密联系的。但在这一对矛盾体中，思维占支配地位，思维方式的特性必然反映在语言层面。为了在翻译中能有效应对思维方式差异造成的特定或显著语言现象，本文根据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指出要达到两种不同语言文本的绝对对等是不可能的，只能追求最大程度的近似。因此不管是采取直译还是意译，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有“一刀切”的做法。 本文接下来集中讨论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分析了其产生的背景、主要的特点及其在汉语中五个集中的表现，并针对这五个语言现象从汉语到英语的转换提出了相应的翻译对策。 最后，文章再次强调思维方式的研究对翻译的重要性，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也是思维的翻译。传统的翻译研究虽把语言看成是思维的外壳，却只研究外壳，不研究思维，这难以使翻译研究上升到新的高度。对思维方式进行研究，并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相应的翻译方法，将有助于提高翻译的质量，并推动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