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管新规”出台后,商业银行保本理财无以为继,面对巨大的揽储竞争压力,商业银行大量发行结构性存款来作为代替,一时之间“假结构性存款”的滥发严重,大量高保底,收益浮动区间近乎为零的变相保本理财被推出,这导致银行负债端成本居高不下,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政策方向可谓是南辕北辙。近年来,监管层持续发布与结构性存款相关的文件以强化存款市场管理,其中2020年3月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简称“MPA监管政策”）中将结构性存款的保底收益率归入存款利率自律管理范围内,商业银行对该规定的履行情况加入MPA定价管理,这对结构性存款可谓是釜底抽薪。现有对于结构性存款监管政策的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和定性研究上,本文创新性地通过实证考察了监管政策对结构性存款的收益结构——预期最低收益率和预期收益利差（预期最高收益率与预期最低收益率的差值）的影响,以检验“MPA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同时探究强监管政策下结构性存款类收益结构设计趋势。按照我国商业银行的性质分组,本文分别对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进行探究,实证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先以政策实施时间点为中心,在四个逐渐缩短的时间窗口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初步探究政策的实施效应;再通过RD断点回归方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进行政策实施效应评估,该方法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更为准确可信。根据回归结果,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强监管政策对于三种类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的收益结构——预期最低收益率和预期收益利差都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1）监管政策下三类银行都下调了保底收益率以满足利率自律机制的规定,这体现政策的有效性;（2）三类银行都显著扩大了预期收益利差来吸引投资者;（3）监管政策对于三种类型银行的作用力是有所区别的:就调低预期最低收益率而言,三类银行对政策的反应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为城市商业银行、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就预期收益利差而言,国有大型银行的扩大程度最大,股份制银行最小,城市商业银行居于中间位置。第二,国有大型银行相较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对政策有更快的响应,且对自身规范具有更高的要求。在2019年10月18日银保监会在“规范文件”中仅指出“假结构,变相保本理财”问题,并没有提出整改惩罚时,国有大型银行便调整结构性存款的收益结构,改变“高保底,小浮动”的不规范设计,同时为保证自身产品的吸引力,扩大了预期收益利差,在2020年3月4日的“MPA监管政策”之后再度下调保底收益率,增加预期收益利差。第三,结构性存款类产品自身的委托期限、起投金额,以及1年期LPR、CPI、SHIBOR等宏观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显著作用于结构性存款的收益结构。第四,在设计风格上,城市商业银行最为稳健,其次为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最激进。具体而言,对于委托期限较长的产品,城市商业银行和国有大型银行会倾向于“高保底收益率,小浮动区间”的稳健型产品结构设计,而股份制银行倾向于设计相较于委托期限短的产品更高的保底收益、且浮动区间更大的产品,让投资者有获取更高收益的可能性;对于起投门槛较高的产品,城商行依旧倾向于“高保底小浮动”的稳健收益设计,国有大型银行的风格则为“高保底高浮动”,而股份制银行则选择“低保底大浮动区间”的激进型设计。综上所述,在强监管政策下,结构性存款的预期最低收益率已经显著下降至利率自律范围以内,且预期收益利差显著扩大,一改先前“高保底收益率,狭窄的收益浮动区间”的问题,逐渐摆脱“假结构性存款,真保本理财”的不规范设计,政策实施效果显著。最后,本文将研究结论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资管新规的大背景结合起来,分别对于投资者、商业银行和监管层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