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排放了大量的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的工业污染物,造成了严重的工业污染和环境破坏,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工业污染造成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致对它进行治理投资已成为弥补环境负外部性的必然要求。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不仅有助于改善地区环境,还会通过各种传导机制的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在梳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研究现状基础之上,分析其经济学机理以及各自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之后,利用我国2003-201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主要以广义矩方法(GMM)为主,其他估计方法为辅,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不同类型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滞后效应和地区差异性的四个视角,就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本文旨在研究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试图在环境治理和环境管制方面寻找一条如何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新方法和新思路,相关研究可以为地区工业污染治理和经济发展等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主要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当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正向效应。每增加1亿元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将在0.185%-2.33%之间变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劳动者的“决策效应”大于“生产效应”或是“决策效应”与“生产效应”产生协同作用力,共同促进正向效应的出现,有益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第二,不同类型工业污染物治理投资对当期劳动生产率都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均有较强的显著性,但它们对劳动生产率当期影响大小却不一致。其中,治理工业固体废物投资和治理噪音投资作用最为明显,治理其他污染物投资效果居末。每增加1亿元不同类型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在0.182%-9.3%之间变动。第三,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滞后一期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并且滞后效应强于当期效应。但是,不同类型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滞后效应却总体不显著。这说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并且需要注重集聚效应的发挥。第四,我国东中西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当期影响均为正向效应,而且均表现显著,虽然呈现一定的差异性,但差异不大,并且其对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振作用更为明显。这表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需要尊重区域差异性,既要因地制宜,又要统筹兼顾、主次分明,尤其要加大我国东部地区的治理投入。第五,东部地区五类不同类型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在显著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治理工业废水投资和治理噪音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为显著。我国东中西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滞后效应差异明显,只有中部地区的滞后效应表现显著,并且为正向效应,而东西部表现不显著。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往研究劳动生产率的学者大多从生产函数中寻找研究视角,而本人从环境管制的层面,选取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这一视角；第二,研究方法可能比较独特。不同于以往将工业污染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物,本文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作为一种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方程中的投入要素；第三,研究建议较为新颖。严格基于实证分析,本文针对提升劳动生产率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