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近代出版与近代教育大背景入手,考察京师大学堂教科书编译活动,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探讨大学堂编译的教科书对京师大学堂以及清末民初全国新式学堂的贡献。京师大学堂教科书编译活动缘起于维新思潮的兴起,戊戌变法时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带动了全国各地成立新式学堂的风气。为满足新式学堂的教科书需求,大学堂特设了编书处和译书局,局中人才济济,当时的翻译界名人如严复、林纾等都曾供职于此。从1898年到1911年,大学堂系统地引进和翻译了大量西方教科书,有力地支撑了大学堂的课程。京师大学堂作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和全国教育管理机构,担负着引导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责任。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京师大学堂采取了近代的分科办学理念,即由传统教育的‘四部之学’转为‘七科之学’,至此近代学科体系在中国初步确立,这一过程中大学堂编译的教科书起到了关键作用,表现出勇敢的文化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