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供应商对移动应用的引入和移动无线设备提供的无处不在的访问使得移动社交应用的使用迅速增长。便携式设备使用的增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随时随地自由灵活地使用社交网络。尽管手机社交网络提高了使用者的乐趣和便利,这一社会监督的奖励性质可能导致强迫性检查行为和过度参与社交媒体,从而导致压力及负面的社会、工作和个人冲突。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基于智能手机的社交网络过度社交、享乐和认知使用会导致社会、工作和个人冲突,从而产生更高层次的焦虑,因此回归理性使用并产生停止使用社交网络的意图。本文构建以刺激-有机体-响应理论为基础的模型并使用认知行为模型、个人-环境模型和自我调节理论等辅助理论进行进一步完善。认知行为模型被用于解释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对社会、个人和工作生活的负面影响。个人-环境模型用于阐述技术相关的冲突和焦虑之间的关系。借鉴现有的相关内疚感、自我反省行为理论和自我调节理论研究,内疚感的调节影响被纳入模型。通过对使用到终止的完整周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预测社交网络使用者终止使用的意图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中国智能手机社交网络用户的网络调查搜集数据以对研究模型进行检验。研究获得了 505位智能手机的一般性社交网络用户的回复,包括微信、微博、QQ等众所周知的社交网络应用。采用基于协方差的结构方程模型检测研究模型,通过两步法对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智能手机的社交网络用户的过度社交、享乐和认知使用促使了三种主要类型的冲突的产生,即技术-社交冲突、技术-个人冲突和技术-工作冲突。享乐使用和认知使用的使用程度与技术-工作冲突的关系不显著。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关于这些冲突和焦虑的假设关系。此外,研究发现内疚感可以调节(增加)三种冲突对焦虑的负面影响。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大多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研究仅仅将成瘾或问题性使用作为包含某些症状的综合病理概念。本文研究重点是澄清这些概念,并开发用于诊断目的的测量模型。另外,本研究采用法理学的方法,通过对其负面后果的研究首次探究了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问题。本研究通过整合不同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新的实证验证模型,对今后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研究结果为父母、员工、教师、社交网络供应商和用户识别过度社交网络使用的潜在不良后果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