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太和县是农村税费改革活跃的地区，90年代以来，连续进行了三次农村税费改革：1993年酝酿、1994年至1996年进行了“税费包干征实”改革——“亩征百斤粮”，1997年至1999年进行了“税费包干征币”改革——“每人140元”。2000年以来，又在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部署下进行了第三轮改革。围绕着农村税费改革，农民、村组、乡镇与乡镇级以上政府等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得到调整。农村税费改革与基层分配关系是互动的，也是高度相关的。本论文以安徽省太和县为例，较为深入地主要研究农村税费改革与县乡基层分配关系。论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分析农村税费改革在安徽省太和县的三次实践 该分析从构成税收制度的基本要素(纳税人、税费名目、税费数额、税费水平、税费比率等)着手(第一节)，其中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1)从定购价、议购价、结算价向计税价格的演变过程及其与市场价之间的相关关系，说明农民负担“税”意义的增加(第二节)；(2)太和县的农民税费负担水平相对低于河南、湖南等地，这是太和县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但是，从实际测算的结果看，在考虑扣除口粮与生产成本的条件下，太和县的农民税费负担仍然异常沉重(第三节)，而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如插地款、宅基费、办电费等)，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第四节)。受制于农业的产出水平，对农民征税而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是明显的；在征实和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条件下，农民的负担会加重；同时类似于宅基费等额外的涤取就构成影响很大的边际负担，拉弗禁区内的反抗就会发生(第五节)。 第二章论述基础教育中的财权和事权 9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到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简称“两基”要求，构成地方各级政府发展基础教育的事权(第一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又提出教育经费投入的财政保障：政府对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有所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年增长，简称“三个增长”(第二节)，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充分利用中央赋予的财权，开征新的地方教育费附加和进行农村教育集资活动(第三节)，1995年太和县的农村教育集资活动是对当时进行的农村税费包干征实改革的一个否定。对应“两基”达标的额外事权，中央赋予了地方额外的财权，如新开征地方其它教育费附加、允许农村教育集资等，因此，那种认为地方只有事权而无财权的判断，是不合适的(第四节)。 第三章集中讨论农村教育集资政策的上下演变过程 农村教育集资是为了增加乡村两级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但是“两基”达标演化为基本建设的投入，乡镇负债与农民负担同时增加(第一节)。从政策_卜的无规定到有规定直至写入《教育法》，农村教育集资完成了合法化的过程(第__二节)，但是，随着的农村教育集资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受到限制，通过对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博弈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一F面的结论: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的扩大，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各级财政的预算安排，为农村教育集资的最终取消创造了前提条件(第三节)。 第四章讨论县对乡镇财政分配关系的调控 减轻农民负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前提，但是，在减负之后，乡镇丁资发放困难、运转困难，所以政策__仁提出确保减负、确保乡镇与村级组织运转、确保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要求(第一节)，安徽省太和县通过乡镇预算内外收入全额上解到县，对乡镇财政进行控制，从而达到保乡镇工资的目的(第二节)，同时又逐步落实了中小学教师工资上划到县的规定J顷序和结构，(第三节)。分析乡镇财政无力自拔的原因，可以知道债务扰乱了乡镇的支出在乡镇己经丧失自保能力的条件下，成为现实中的选择，太和县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县增强对乡镇财政的控制权和分配权(第四节)。 第五章讨论乡村两级债务问题 乡镇与村级债务的形成与“政绩”有关，同时债务与税费压力又会促使乡镇官员的流动性增大(第一节)，在农村税费改革断绝向农民转嫁债务负担的条件下，乡镇债务的解决有赖于债务关系在内部的重新调整。太和县的减债实践表明:乡镇财政供给人员以欠发工资被核减的形式承担一了大部分的改革成本，乡镇级以上的包括中央政府在内以转移支付的方式也承担了部分改革成本，县乡财政支出改革的效果是比较弱的(第二节)，至于遗留下来的有待进一步消化的乡村两级负债，还没有明确有效的解决途径(第三节)。 序言、结语、附件、参引文献等部分 论文的序言部分主要检索分析了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县乡财政的相关文献，并提到理论联系实践的研究方法和目的;结语部分对论文进一步总结，并提出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方面，如工商业税制向农业的渗透、自上而下的政策的有效性、县乡一体的财政框架、财权与事权的配比，等等:论文卜体部分的一些图表和补充论述以附件的形式附后;参弓!文献包括研究资料和文件资料两部分。 论文的贡献与创新 (1)对农村税费改革在安徽省太和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