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发端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源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和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它的产生既有经济、现实和思想背景，又包含了对后现代主义极端的超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以皮尔士、詹姆士、柏格森为代表的理论孕育准备时期；以怀特海、哈茨霍恩为代表的理论形成和初创时期以及以格里芬、科布、斯普瑞特耐克为代表的理论完善发展时期。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人类反思现代性,发展了后现代科学和整体有机论，倡导后现代精神，推崇创造性价值观、有序的时间观、平权多样论思想和生态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顺应了人类可持续发展必须克服现代化进程中负效应的趋势，大胆的设想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社会图景，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仅竭力克服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弊端，继承发展了其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华，弥补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相对性、虚无性、悲观性的缺陷，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均产生了共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超越过程中开始“接地气”，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最新阶段；它正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从科学层面讨论，着眼于人与自然、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它追求科学求实和人文情感的统一。当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持观点也并非完全正确，其宗教唯心色彩和乌托邦构想成分值得商榷。梳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探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不仅有利于全面系统地把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而且有利于丰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内涵，拓宽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同时，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引入我国哲学界，有利于人们反思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启发，为我国“五位一体”建设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