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部作品，如同百科全书般包罗万象，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从它诞生那一刻起便没有停止过，并成为一科专门的学问，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都曾投身其中并卓有成就。西方器物也是其中一个研究方面，透过那些五光十色、琳琳总总的西洋物品，我们感受到了贾府生活的繁华奢侈。进一步来讲，西洋物品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曹雪芹时代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流情况。西方器物在《红楼梦》中出现次数达七十多次，包括钟表、玻璃、镜子、眼镜、食品、药品、工艺品、玩器等等，涉及各个方面，如此大量的描写反映了当时西方器物在中国的流行情况。随着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在对东方乐土的憧憬驱使下，西方各国纷至沓来，商人希望获取财富，传教士希望开辟新的牧区，西方器物也随之抵达中国，并逐渐被中国接受。西方传教士利用西洋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成果去吸引当地的官吏和士人，以馈赠新奇的西方器物，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和贪欲，并以此为媒介，拉拢官员，寻求和建立友谊、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当地的民风习俗，进而宣传西方的文化和进行传教活动。西方器物在当时的传播并非普遍，因此无论对皇帝或是臣子来说都还是较为奢侈的物品，因此，清朝皇帝经常将其作为赏赐封赏给重臣，以达到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知悉皇帝对西方器物的喜爱，臣下往往投其所好，多方搜索新奇西洋玩意儿，以博得皇帝欢心。随着西方器物的不断输入，无论是上至天子，到皇亲贵胄，再到一般的富贵人家，对于西方器物的渴求都极为炽热。当时西方直接“进口”的洋货价钱昂贵，难以满足需求，故而，本地对西方器物的仿制与生产应运而生。以钟表为例，当时不仅有皇宫的做钟处聘请洋人工匠专门为宫廷制作钟表，在苏州及广州等发达地区，钟表业逐渐由单个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一个行业，蔚为大观。并且此时西方器物的本土制造为了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已加进一些“中国符号”，别具特色。形象学的功能是考察“异国形象”在民族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及其复杂表现；此目标的达成，则必须借助于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在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携带的西方器物，包括随后本地制造的本土化的西方器物，都可以作为“他者”的形象，伴随“他者”而来的是“他者”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即西方文化。比较文学家巴柔根据民族作家心目中本土文化与异国文化之间高下优劣的差异程度，把民族作家对于异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分为三种：“狂热”、“憎恶”与“友善”。在中国传统的“道器”与“夷夏”的价值观内，虽然大部分人都对西方器物采取得是第二种态度，但是渴望与西方平等对话，对西方器物作为造物智慧的尊重，对“他者”采取“友善”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流露出的就是对西方器物的“友善”态度。笔者考据其祖父曹寅的文集后认为，曹雪芹的这种态度与其祖父曹寅对待西学的态度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