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中国威胁论”的疑问出发,笔者认为:要反驳或者证明“中国威胁论”,就必须研究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合作性与冲突性;而要理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合作与冲突,就必须要了解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因为不同的战略选择其中所包含的合作性和冲突性程度也不同。因此,本文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是如何确定自己的外交战略选择? 针对该问题,历史文化模式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影响了外交战略的选择和政策的制定;意识形态模式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决定了中国战略选择的框架;现实主义模式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源于中国对利益得失的权衡。 由于这三种模式都存在其缺陷,笔者试图寻找一个更加中观、准确的变量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战略行为,这个变量就是国家身份。近些年来,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身份”引起了研究者越来越大的兴趣。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身份理论是随着建构主义的崛起而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的。目前,身份不仅是建构主义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 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是国家的社会身份,即国家是如何在不同的团体划分中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的。社会身份的形成源于人们的认知需求。从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过程上看,一般需要经过社会比较、社会类化、社会区辨和社会定位四个阶段,最后才会形成一种“我们感”的共同体,也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几十年的实验过程中,社会身份理论得出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即:个人或群体总是会更偏向于内团体而排斥外团体。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我们对国家的社会行为提出了如下假设:国家会更偏向于内团体国家,对于自己所认同的国家集团会从双赢的思维出发,选择积极合作的战略;对于外团体国家,一般会从非零和的思维出发,在双边事务中选择部分的参与和合作;而对于敌对性较高的外团体国家,一般会从零和的思维出发,在战略上选择不合作或冲突。 根据不同的身份认同,笔者将1949-2004年的中国外交分为四个阶段,并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中国的战略选择来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其步骤如下:首先是确定这一时期中国的身份认同;接着根据该身份,提出对中国外交战略选择的具体假设;最后,通过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来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 1949一1956年,中国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据此,可以假设:中国将对社会主义国家(内团体)采取合作的战略;对民族主义国家(准内团体)采取合作的战略;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外团体)采取冲突性的战略。可以说,“一边倒”战略就是这种身份作用的逻辑结果。同时,中国还在大力宣扬“和平共处”,这看起来好像与上面的假设相反,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策略,与整体的战略并没有大的冲突。 1957一1976年,中国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因为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苏联逐步被中国视为“他者”,归为外团体一类。而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对于所谓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团体)将采取合作性的战略;对于民族主义国家(准内团体)也将采取合作性的战略;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外团体)还是继续采取冲突性的战略;对修正主义国家(外团体)也将采取冲突性的战略。身份的变化使得苏联由中国最亲密的盟友变成了最大的敌人,这也是中国开展三线建设和中苏边界由安宁走向冲突的原因。中美缓和看起来好像是中国国家身份的否定,但实际上这也应该被视为是中国的一种策略。缓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不将其力量耗费在亚洲的对抗中,而应加强其在欧洲和中东的力量,与苏联进行争夺和对抗。将两个敌对的“他者”—美苏引向进一步的对抗,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1977一1995年,中国的国家身份被确定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据此,笔者假设:中国在自己的观念中已没有了显著性的“他者”,这样“一条线”战略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了;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同属“国际社会”这个团体中的成员,这样在中国观念中就基本上排除了零和思维;随着对这一身份认同的加深,中国在战略思维上将逐步从非零和过渡到双赢;而在外交行为上,中国也将由有选择的参与和合作发展到积极的合作。笔者选取了中国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参与国际裁军机制这三个案例来证实这一点。 1996一2004年,中国的身份被定位“东亚共同体的一员”,这其实是对中国未来身份变化的一个预测。笔者主要论证了两点:一是东亚共同体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二是中国对东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正在逐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