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契约自由原则衰落似乎不可避免，我国的统一合同法在此时诞生，契约自由原则衰落的影子能够从其反映出来，然而契约自由原则并未衰落，只不过其实现和限制的途径在理论上没有完善。 本文针对契约自由原则在两个世纪的公理，探寻契约自由的实现以及限制的途径。首先在第一问题中，通过对法国、德国以及英美法系国家契约与非契约区分标准的探讨，总结十九世纪契约自由原则的实现途径，在二十世纪来临之际，各国契约自由原则实现途径有一相同特点——通过或者试图通过契约法律关系实现契约法上的契约自由，但是现有的理论仍然存在缺陷和矛盾之处。其次，在本文第二个问题中，探讨了契约自由限制的途径。一是，明确了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只是一个理解角度的问题，十九世纪的契约自由原则同样被予以限制；二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契约正义仍然是形式正义而不是所谓的实质正义，放入具体的历史阶段中，契约自由的扩张与限制是同时、同条件的膨胀，现代与过去的契约自由原则被限制的程度没有真正的可比性，而且现代的形式上契约正义也不能代替契约自由原则，只能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我国的理论界对此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应该以契约法律关系的方式，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进行体系性的立法规制；三是，面对诚实信用原则这个帝王条款，契约自由原则何去何从成为一个时尚的问题，通过对两大法系司法理性与立法理性的区别，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理性思维，不能用于我国契约自由原则之限制的立法，根本没有必要出现在我国的合同法之中，并且明确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与契约法律关系理论之完善有重要关系。最后，是关于解决契约自由原则实现与限制的途径的建议，认为现存的理论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广义契约法律关系的建立是根本解决契约自由原则实现与限制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