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制镜艺术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然而，最能显影汉代铜镜文化艺术精髓的精品一系，首推博局纹镜(也称规矩纹镜或TLV镜)。这类铜镜背上饰有类似六博局的T、L、V花纹各4个，常与那些刻画入微、生动逼真且极富动感的四神、瑞兽、禽鸟、羽人、蟾蜍、八鸟等动物纹、云纹、几何纹配置成独具特色的主题纹饰。博局纹镜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汉代社会盛行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及谶纬学说的思想观念。因此，研究博局纹镜对探究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审美情趣、传统风俗、美术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长安、洛阳作为汉代的京畿地区，出土的博局纹镜当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因此，本文主要依据发表的田野考古报告、简报及铜镜专著、图录所涉及到的两京地区出土的汉代博局纹铜镜的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将汉代京畿地区的长安和洛阳出土的博局纹镜，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的类型学研究。通过对两京地区出土的博局纹镜进行的分区及分期的探讨，总结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是博局纹镜繁荣发展的时期，长安、洛阳作为汉代的京畿地区，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创新性和先进性。 最后，在博局纹镜相关研究这一章中，本文对博局纹镜的定名、源流及演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同时，对新莽时期流行的博局纹镜(也称新莽镜)，因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也在本文中进行的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另外，本文首次对简式博局纹镜的流行年代、演变序列及命名提出了自己的浅见，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指导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