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中国的传统社会逐渐向近代社会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近代佛教制度也呈现了相应的变化。近代佛教的居士组织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反映了传统佛教如何在自身的发展形式与生存方式的层面上，进行自我调适、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形式，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要求。本文立足于近代居士佛教史料，通过世界佛教居士林这一具体个案的分析以期在此问题上拓展一个研究路径，以更好地理解近代佛教中的居士组织的构成及其功能，以及它作为佛教与社会的中介在近代佛教发展中的时代特征。 文章从近代居士组织的分析入手，认为伴随着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传统佛教的组织基础发生变化，使得居士组织在佛教革新进程中的作用得到凸显。世界佛教居士林作为在中国近代上海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居士组织，其组织形态及其建构的规范性，体现在行动领域的多样与灵活、开放与创新性，为近代中国佛教居士团体的组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式。特别是，在以实业家中心的上海地方精英的指导下，该居士林打破传统佛教的制度局限，以发展佛教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各项事业的方式进行佛教的弘扬，可以说是制度变迁历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同时世界佛教居士林作为宗教组织既“入世”又在领域分割的基础上与世俗社会保持了一定距离，社会性与宗教性在其组织内部得到了制度上的整合。但是，由于以寺庙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佛教长期历史的沉淀，由于近代社会环境与佛教组织环境的制约，注定了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发展局限。这些局限具体表现为缺乏与寺庙为中心的佛教之间的有机互动，其参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及其活动还十分有限，组织的力量仍较微弱。 文章认为：世界佛教居士林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由于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它也存在亟待改进的各个层面，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佛教改革组织变迁的局限。这也从另一层面说明了，传统的佛教组织必须契理契机地完成组织的近代变革，才能成为佛教发展的有力的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