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期的俄国形式主义到20世纪中期的结构主义,在这半个世纪中,诗学经历着面貌纷呈的变迁,巴赫金以其极具个性的思考言说着自己的诗学追求。本文认为,巴赫金对诗学的思考沿着一条朝向人类学诗学方向的道路而展开,因为他始终是在哲学人类学的宽宏视野中观照诸多诗学问题的。巴赫金早年将对人的关注聚焦于入的存在这个哲学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上,认为人的存在是具有唯一性的,并且他坚持用自我和他人这一二元论人观来观照人的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外位性思想,主张他人作为另外一个独立个体,永远只能存在于我的外位,这就决定了人类每一个体的存在都既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意义和作用,又存在着自己无法突破的局限,从而吁求建立一种自我和他人互相依存的关系。围绕着外位性思想这一或明或暗的线索,巴赫金延伸和展开了对诗学诸问题的思考,其鲜明的人类学色彩与同期的其他诗学主张形成明显对照。在提出外位性思想后,巴赫金主张将主体具有外位性立场视为评判其行为是审美活动的本质性标准,并认为作者具有相对于主人公和作品整体的外位性立场是完成审美建构的关键,如果失去了外位性立场,将难以成功完成艺术创作。因为在他看来,审美反应意味着对人进行整体性的完成性的反应,这必然要求作者外位于主人公。然而巴赫金的立场很快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发生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前后截然相反的评价上。本文认为,巴赫金是在人的观念随着对陀氏小说研究的深入受其影响而改变,相应的调整了其外位性思想以及其诗学观的。陀氏小说中绝大多数未定形的人物形象极大地影响了巴赫金对人的根本看法。对有着隐秘内心世界和独立而不断变化着的自我意识的内在的人的发现,使巴赫金认识到作者是无法在艺术上对这样的主人公加以完成的。正是这一点使巴赫金转而提出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评价的复调小说理论。相应的,外位性思想的内涵也因此得到了丰富,而其侧重点也发生了转移。人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他人对我的外位性在了解和理解我方面因此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局限而非优越性。至于对欧洲小说发展史的研究,巴赫金则将着眼点锁定在其中人的形象的变迁和作者立场相应地调整上,认为在欧洲小说的传统中,存在着这样一条线索：随着自我意识的出现和增强,人完全的外在化状态被打破,出现了私人生活,从而使人对自己生活和对他人生活有了不同的态度,这也制约着小说作者的立场、视角和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巴赫金认为,当自我意识和内在的人对人的存在取得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小说对此做出了最好的展示。接着,巴赫金又提出了建立在两个独立主体独立意识共存基础上的,将艺术语言所特有的现象一一双声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语言研究方法论：超语言学。到了晚年,巴赫金在谈到对他文化、文学作品的接受等诗学问题时,对外位性侧重点的强调再次发生了变化。此时,巴赫金所强调的是自我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和作用,他希望在理解他文化和文学作品时,要保持自己的立场、原则和世界观,不要放弃和忘掉自我的主体地位和独立的自我意识,并对他文化和文学作品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在巴赫金的生命最后阶段,他将建立在外位性基础上的理解视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加以提倡。纵观巴赫金一生围绕外位性思想思考诗学问题,建构人类学诗学的努力过程,可以发现,他对同时代影响巨大的诗学观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而在这中间所表现出的超凡学术想象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然,人类学诗学和外位性思想之间的关系有时也有不协调之处,比如复调小说理论本身的失之偏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范式外位性思想的兼容性在有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因此,我们要对巴赫金围绕外位性思想构建人类学诗学的贡献和局限做具体分析和考察,以期对我们的学术活动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