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大众传播事业正经历一个转型期。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大众传媒正在越来越强烈地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在各种效应中,大众传媒所获得的经济独立性备受关注,然而在这个所谓的“优势”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争的事实是媒介文化低俗化、媚俗化的倾向。在商业化大潮中以及消费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大众越发地被培养成日益缺乏思考、判断能力,而专注于消费主义的职业消费者。于是,对大众媒介本质功能的质问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历史上,大众媒介一度扮演过构建公共领域的重要角色,然而在媒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面对媒介文化的多元化走向,重新审视大众媒介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的职能成为值得呼吁的课题。本文首先考察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公共领域”的论述,分析评价了对我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三种学说,并对笔者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分类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观点之一:对待我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应持一种发展、动态的眼光,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的公共领域正在成长壮大中。公共领域理论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尤里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系统总结的传播学理论。本研究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研究基础,在论述公共领域的理论框架部分,笔者分为三部分论述。第一,对哈贝马斯视野下的公共领域理论作系统分析:讨论了公共领域概念的界定、公共领域的类型划分、新历史条件下公共领域的解体与重建和大众媒介与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第二,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本文特别对比分析了哈贝马斯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有关公共领域理论方面的观点异同。第三,公共领域理论一直以来充满争议,业内对该理论评价不一。笔者在这部分,根据公共领域理论的特点以及该理论在指导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的现实意义,给与中肯的评价。在本文的主体部分,即讨论大众媒介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这一部分,本研究采用横纵向角度协同,分析不同的传播媒介在这个过程中的各自不可取代的积极影响。从纵向角度而言,本文首先考察了我国早在清末民初到新文化运动期间以报纸为主要媒介形式的公共领域状态;继而,进一步考察在大众传播时代,报纸、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介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的功能与各自的表现。横向角度而言,主要是针对大众传播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传播媒介形式多样。因此,本研究对大众传播时代横向存在的包括报纸、电视、网络在内的几大主要的传播媒介形式分别进行了分析,即主要包括报纸的时评、电视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网络媒体中BBS以及新兴的博客形式等。在论述这些媒介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的功能与表现时,本文采用了一定的实证方法,如收集一年内的《南方周末》,对其报道内容进行分类,总结相应的数据进行分析但是,由于我国一直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严重重叠的国度,长期存在两个错位,即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越位,国家生活对社会公共生活的越位。同时,目前我国法制还不健全,法制维权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因此大众媒介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必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公共领域构建过程还存在大量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因素:体制方面,传媒经营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公共领域主体基础方面,即市民社会构建上,我国公民还存在民主监督意识普遍薄弱的问题;在大众媒介自身建设方面,缺乏“有机知识分子”类型的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同时在新闻主业精神方面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