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借用西方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切入,以读者为中心,考察唐前《史记》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不同群体的接受行为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由于接受主体身份地位、文化修养、审美趣味、世界观、人生观等因素的不同,决定了作品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所呈现的价值意义及其所凝结的时代精神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探索《史记》被接受的目的、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追踪《史记》在各个时代存在的历史原貌。全文由八章构成:第一章唐前《史记》传播述略,主要介绍唐前《史记》的传播历程与方式、受众的构成特点与接受方式及《史记》书名演变的意义,总结唐前《史记》的传播特点,展示《史记》由谤书到封建正史的意义转变历程,其中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增殖是《史记》经典的价值所在,也是全文立论的基础。第二章唐前史书对《史记》的接受,主要探讨《史记》在编撰体例、著述思想、写作方式及内容题材方面对史书的影响。后世史学家基本上以《史记》为蓝本,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发展变化,体例上,创造了纪传体断代史,发展了“太史公曰”的史评理论形式,内容上,虽然以“实录”为著史宗旨,但“实录”呈弱化趋势,《史记》之后的二十四史皆以纪传体编撰而成,史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了纪传体体例。第三章唐前诗歌对《史记》的接受,主要通过考察唐前诗歌对《史记》所载人物的选择和吟咏情况,探索唐前诗歌对《史记》的接受特点、接受方式及诗歌对《史记》题材内容的突破与拓展,展现审美客体的时代气息和个体特色,进而揭示时代的审美趣味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史记》相比,诗歌侧重于从精神和心理层面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而观照社会现实。第四章唐前小说对《史记》的接受,主要探索《史记》在观念、体例写法和内容题材方面对唐前小说的影响。小说基本上以史为基质,又有所突破,体例写法上多模拟《史记》,内容上依然遵循“实录”精神,但虚构的成分明显增加,与《史记》相比,小说所记逐步转向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琐事,更广阔、更真实、更丰富多彩地反映社会现实。第五章唐前文学理论对“发愤著书”说的接受,“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对文学理论的杰出贡献,它以人为中心,揭示了儒家“入世有为”的精神和“有为而作”的艺术原则,后世文人和文学理论家在实践的过程中加以创造性地发挥阐释,使发愤著书的内容由抒写国家之愤而转向抒写自我真情,从而完成了“发愤著书”说艺术本质的转变和美学意义的升华,使之成为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第六章唐前学者对《史记》的研究,本章以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裴骃的《史记集解》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为例,通过他们对《史记》的研究与评价,展示学者对《史记》的接受风貌。学者对《史记》的研究是接受行为的深化,对人们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史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促进了“史记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七章唐前班马优劣论的演变轨迹,主要通过梳理唐前班马优劣的文献资料,展示从东汉扬班抑马到魏晋扬马抑班倾向的出现、再到南北朝及隋班马并言、《史》《汉》同列这一动态的发展历程,以此探索班马优劣论演变的时代因素和接受者的个体因素。第八章唐前《史记》传播与接受中的儒化现象,主要通过对《史记》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具体篇目的缺失、亡佚、流传和史书新增篇目的原因对比分析,及对《史记》思想内容的重新定位,再现《史记》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和褒贬善恶的著史目的,以此揭示《史记》由谤书一跃而为封建正史典范的深层原因。综上,全文通过对唐前《史记》传播史、影响史、阐释史和效果史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史记》封建正史地位的确立是由其本文所蕴含的意义价值和受众的积极接受共同创造的,而《史记》经典地位的确立为唐代及其后代《史记》的传播与接受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