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讨论:对资源保护思想的各种批判是否合理,并引出只有从生态学路径对资源保护思想的批判才具有合理性。批判的结果是资源保护思想在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生态复杂性(Ecological complexity)、种群相互作用(Population interaction)三个方面违背了生态学规律。20世纪初兴起的资源保护运动(Resource Conservation movement)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理性的思考,代表人物是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自此,一种以进步的农业经济学为科学基础的资源保护思想在当时蓬勃发展,全面制止了边疆开拓者、私人资本家以及垄断资本家对自然资源的野蛮掠夺,保护了国家的利益,开创了以联邦政府为主体的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但资源保护思想的实施出现了诸多环境和经济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引发了同时代和当代许多学者对资源保护思想的批判,但是批判是否合理,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由此,激发了笔者对本论文的构思。本文第一部分是对资源保护思想的概述。通过考察吉福特·平肖的著作,对资源保护思想有了全面的认识。资源保护思想以国家利益为其存在的前提,目标是为了更广大民众的长远利益,形成一种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目标是改变长期以来边疆开拓者、私人资本家和垄断资本家对自然资源野蛮掠夺的形势;以农业经济学为其思想的科学基础,运用农业学科学管理自然资源,目标是让自然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本文第二部分是考察对资源保护思想的各类批判是否合理。认为在对资源保护思想的批判中:(1)以约翰·缪尔(John Muir)为代表的荒野维持(wilderness Preservation)对资源保护思想的批判,而荒野维持在批判资源保护思想缺乏审美价值的同时,在理论上却不能摆脱功利主义的影子;(2)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对资源保护思想的生态道德审判,而大地伦理中的道德早已超出了资源保护思想的道德界限,所以这样的诉求是无效的;(3)约翰·罗德姆(John Rodam)将资源保护思想看作是一种生态意识(Ecological consciousness),并从人类中心主义路径对资源保护思想进行批判,但本文认为资源保护思想的存在基础是为了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所以否定资源保护思想的存在是违背历史的,因此这样的批判不具有合理性。由此引发了本文对资源保护思想合理性批判地思考。本文第三部分是从生态学路径对资源保护思想的批判。本文认为资源保护思想在三个方面违背了生态学的基本规律:(1)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2)生态复杂性(Ecological Complexity);(3)种群相互作用(Population Interaction)。由于资源保护运动缺乏生态学知识的指导,人为建立生态秩序,不仅没有制止环境的恶化,而且在经济利益上,也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生态学以批判资源保护思想的农业经济学基础,回答了其问题产生的根源,为资源保护思想持久维护广大人民利益提供了科学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