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企业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落差，作者从2004年、2005年实地调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就预期与事实的矛盾提出本文的问题。作者从企业行为模式的转变和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两个方面来讨论国际因素介入中国后的情况。　　在分析中国纺织品行业企业的行为模式变化时，作者把国际因素介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进行控制，用分类法把中国纺织品行业企业分成改制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对它们的行为模式的变化进行描述和分析。中国纺织品行业的企业在国际因素介入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应对外界因素的、非正式层次的行为模式-改制企业采取与地方政府合谋的行为模式，私营企业采取家长式管理模式;而国际因素介入之后，企业应对外界因素的行为模式随着正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改制企业采取分层次的应对模式，不再把地方政府作为最坚强有力的合作伙伴，私营企业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设作为应对国际环境的模式，这两种企业共同地把国外进口商作为应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规则的新的、有经验的、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　　本文进而对国际因素介入下的制度环境本身进行探讨，由于国际制度自身的矛盾、第三方的缺位、国际政治因素的介入以及纺织品行业自身的特点，国际因素介入下的制度环境本身不确定是常态。基于对国际制度环境的讨论，作者认为理想制度模型中的制度消除不确定性的功能的达成需要多种要素保障，其中制度条文的单一性、存在第三方强制执行以及制度所涉群体的平等性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三个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