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是以理性特征为切入点,以浪漫主义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的发展为背景,以四十年代的文学格局为视野,以徐舒、无名氏为代表的的后期浪漫派为核心,以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为观照,探究后期浪漫派的理性特征及其表现。主要从三个层面,四个章节来论述。第一章,从个体理性的角度,探寻后期浪漫派作家作为处于边缘的敢于自省的个体在远离主流时如何寻找生存的意义,如何在自我放逐中获得理想境界的提升与生命的完满。这章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第一,后期浪漫派作家在寻求文化寄托时的焦虑与艰难,因此“被”边缘化；第二,对于政治的疏离和对于人道主义的坚守,使后期浪漫派作家对于现实采取了同情与轻蔑的态度,因此“主动”边缘化。第二章,从道德理性和实用理性的角度,探讨后期浪漫派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明与外来现代文明的得与失,以及如何巧妙的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实用理性与外来的工具理性、科学理性相融合,从而将传统道德赋予了现代理性,并以宗教为归宿,寻求道德理性的完整体系。第三章,从现代传媒理性的角度,阐述后期浪漫派“大众化”得以实现的根本支撑点,即徐舒和无名氏如何巧妙的将故事性、个体理性、道德理性融为一体,转化为具有反转情节、哲理性的语言、节制的抒情等符合了现代大众审美的传媒理性,从而实现了浪漫主义由早期的“精英化——文以自娱”向四十年代的“大众化——文以娱人”的转变。第四章,从理性的悖论的角度,探讨徐訏和无名氏所寻求的终极的“大宇宙观”的尴尬,一是个体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碰撞所带来的悲剧意识,二是本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所造成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怨恨,三是形而下的缺失使形而上的苛求缺乏现实的基础。最后,本篇论文以理性为视角来论证后期浪漫派的本质特征,并不就是说后期浪漫派是“伪浪漫主义”,而是以此进一步来阐述,浪漫主义文学在四十年代的发展依然处于两难的境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个体与群体、现实与理想、作者与读者等等,到徐舒和无名氏的笔下最终归结为理性与超越性的纠结。而浪漫主义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审美性,以及所能给予我们思考的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