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贸易作为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发展速度最快的部门之一,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文化贸易所特有的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文化贸易政策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近十年来,中国文化贸易的发展非常迅速,文化贸易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年均增长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同时,中国文化贸易结构的发展却非常不平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产品出口第一大国,总类文化产品贸易保持绝对顺差；可是在真正体现文化内容和价值、且具有高附加值的文化服务和内容文化产品领域,却缺乏国际竞争力,贸易差额持续负值。中国文化服务和内容文化产品出口占世界份额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在此背景下,拥有丰裕历史文化资源的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能够平衡文化贸易自由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增强我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整体竞争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和目的所在。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逻辑主线,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文化贸易政策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文献梳理和评述,提出本论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概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说明论文的研究方法,并指出论文的贡献。现有文献关于文化贸易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文化贸易是应该“自由”还是应该“保护”的问题上,相关理论支持和经验分析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基础素材。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对文化贸易政策的内涵和特征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剖析,也缺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和新兴市场的文化贸易政策的系统性专门研究。这正是本论文试图弥补的空白。第二章,文化贸易政策的内涵与特征。本章是论文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论文首先在对文化、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文化贸易这几个与文化贸易政策紧密相关的重要概念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对文化贸易政策概念进行了界定。文化贸易政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贸易政策是指直接影响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的边境措施：而广义的文化贸易政策包括了所有会对文化贸易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经济和非经济政策。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狭义文化贸易政策,同时也涉及对文化贸易产生重要间接影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国内支持措施。文化贸易政策的四个基本要素,即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共同构成了文化贸易政策的完整内涵。文化贸易政策主体的目标规定了客体的发展方向,而文化贸易政策客体生长的规律性要求则制约了主体政策选择的内容和机制。只有建立在符合文化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文化贸易政策,才能对文化贸易的发展起到客观指导和政策保障的作用。文化与商业的双重属性,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区别于其它一般商品的重要特性。维护特定阶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利益成为文化贸易政策的基本目标。当前国际文化贸易的突出特点在于国际文化市场结构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在世界文化贸易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尤其是美国表现出较强的垄断优势。在此背景下,文化贸易政策区别于其他产品或服务贸易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化贸易自由化的“例外性”。而文化贸易标的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文化贸易政策措施的繁复性、多选择性、和隐蔽性。实现保护和推广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目标与寻求更具经济效率的贸易自由化目标之间的平衡,成为文化贸易政策选择面临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高难度问题。当文化贸易边境措施的实施范围、空间和效果都受到客观局限时,那些旨在促进国内文化市场改革和培育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边境内措施将尽可能减少边境措施的贸易限制性和歧视性,使文化贸易政策更加有机地将其经济目标、文化目标和社会目标联系起来,并取得平衡。第三章,现行中国文化贸易政策体系。本章首先对现行中国文化贸易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党的十六大正式区分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为重要分水岭,中国文化贸易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进口限制为主到出口鼓励为主、从侧重对外文化交流到强调对外文化贸易的历史演进过程。现行中国文化贸易政策体系主要由鼓励出口的文化贸易政策和限制进口的文化贸易政策两部分组成。围绕国家推动文化贸易发展的战略目标,对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鼓励和扶持成为现阶段我国文化贸易政策的重心。我国现行鼓励出口的文化贸易政策主要包括出口奖励和补贴、税收支持、金融支持、服务保障支持和体制改革支持等五个部分的内容。其中,出口奖励、补贴和税收优惠是国家财政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主要方式；金融支持政策主要解决的是文化出口企业面临的融资和风险问题；服务保障支持为文化出口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提供了有利的竞争环境和服务保障；而文化体制改革支持对于释放和激发外向型文化企业的文化生产力与竞争潜力具有重要意义。整体而言,我国现行鼓励出口的文化贸易政策更多地体现为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鼓励政策的实质是由政府将资源转移给文化产业部门的政策行为。同时,基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属性,国家对那些与意识形态有密切关联、且尚缺乏竞争力的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开放程度和速度依然是极其慎重的,并采取不同程度的保护措施,以维护国家文化和产业安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是限制进口的文化贸易政策的主要手段。由于关税措施仅对文化产品进口起到限制作用,并且其对核心文化产业的保护效果非常微弱,因此以数量限制、本地内容限制和市场准入为主要内容的非关税壁垒是目前我国在内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保护上采取的主要措施。尽管现行我国以鼓励出口为主的文化贸易政策体系积极促进了中国文化贸易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我国文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要求而言,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文化贸易政策体系尚不健全,政策的法律效力等级相对较低,文化贸易管理机制还不完善；二是文化贸易政策内容存在局限,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产品贸易政策和文化服务贸易政策的区分不明显,对文化产业内部竞争力的培育和中小微文化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等。这些都是我国文化贸易政策进一步调整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第四章,现行中国文化贸易政策效果评价。对现行中国文化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是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文化贸易政策的客观依据。首先建立文化贸易政策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对现行中国文化贸易政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安全效益进行评估。其中,文化贸易政策的经济效益通过文化贸易效益和文化产业效益进行反映,文化贸易政策的社会效益通过文化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进行反映,文化贸易政策的文化安全效益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反映。评估结果显示,我国现行文化贸易政策对于促进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文化产品的贸易增长、生产率提升以及产业安全的政策效果较为明显,但是对于实现文化服务和内容文化产品的贸易平衡以及竞争力提升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现行文化贸易政策对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影响范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在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政策效果上却并不理想。进一步运用计量方法对2003—2012年期间我国主要文化贸易政策措施的政策效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对文化贸易开放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的政策效率较高,但针对文化产品贸易环节的出口鼓励政策在推动文化贸易整体发展的政策效果上却缺乏弹性。因此,高效率促进文化服务和内容文化产品贸易的发展应该是未来我国文化贸易政策的政策着眼点。第五章,影响中国文化贸易政策选择的主要因素。本章主要围绕未来影响我国文化贸易政策选择的主要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展开论述,并实证分析文化贸易内生决定因素给我国文化贸易政策选择带来的影响。首先,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影响未来中国文化贸易政策选择的重要国内因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提升国家软实力。涉及国家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文化贸易对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开放促发展,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鼓励融合创新,采取积极的文化贸易促进政策,符合未来我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战略要求。以经济增长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给中国文化贸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为选择更为积极开放的文化贸易促进政策提供了物质保障和市场动力,指明了文化贸易促进政策的重点和方向应该是鼓励和支持以创意创新为核心的文化服务和内容文化产品贸易的发展。其次,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美文化贸易关系成为影响中国文化贸易政策选择的两个主要国际因素。由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未能在WTO规则谈判中就有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若干重要问题达成一致,例如文化商品作为货物和作为服务的属性划分不清晰,规则条款中相关术语解释有争议,以及现有有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例外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清楚,这些都直接导致成员国与文化产品和服务有关的责任义务不明确,使得GATT1994和GATS难以实现成员间不同的贸易和文化价值的有效平衡。各国对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都十分有限,歧视性待遇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增加了文化贸易领域更多贸易争端的可能性。美国是世界文化出口第一大国,它极力推动文化贸易自由化。中国迅速增长的文化市场潜力巨大,成为美国文化出口的重要目标。为了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美国不断地挑起文化贸易争端施加压力。市场准入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成为中美文化贸易摩擦的焦点。最后,通过运用静态和动态面板引力模型分析2003至2012年中国与3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双边文化产品贸易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对我国文化产品贸易起关键作用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机制,它们也决定了我国文化贸易政策的政策取向。结果发现,文化产品消费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消费、文化和知识的扩散效应会对文化贸易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鼓励本国文化企业的创新、生产和出口对于本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要大于纯粹的限制文化产品进口的政策措施。同时,消费网络外部性对文化贸易的促进效应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政府的出口助推政策不应该是寄希望于“立竿见影”或是“一蹴而就”的短视行为,而应该是致力于文化企业持久创新和竞争能力的培养,以及注重文化市场化过程的公平性和持续性。双边贸易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市场规模是影响双边文化贸易的另一重要因素。国内需求和规模经济对于形成文化产业本地市场效应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那些偏重外部市场、以促进低成本优势发挥为主的文化产品出口鼓励政策只能从宏观上促使中国成为文化贸易大国,而难以成为文化贸易强国。如何发挥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注重内部市场的开发和培育,使本地市场效应真正成为我国文化贸易竞争优势的新的源泉,应是我国文化贸易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第六章,中国文化贸易政策的调整。本章从文化贸易政策目标、管理机制和政策措施等方面给出中国文化贸易政策调整的建议。首先,明确文化贸易政策目标。中国文化贸易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实现,激发民族文化创造力,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维护本国文化身份和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向世界推广中国优秀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而高端融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和转变文化贸易发展方式是我国现阶段通往文化贸易政策最终目标过程中必须实现的两个重要的中间目标。上述目标给我国文化贸易政策的选择、调整与完善导引了方向。其次,完善文化贸易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完备的文化贸易政策体系和高政策法律效力给政府提供了行政法律依据,而高效合作的组织管理机制以及明确的政府管理职能定位是提高文化贸易政策执行效率的关键。最后,调整文化贸易政策措施。一是将文化贸易政策重心由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内措施。在传统文化贸易政策边境措施的作用范围、实施空间和政策效果都存在局限的情况下,应适时将文化贸易政策的重心转移至以促进国内文化市场改革和培育文化产业核心竞争优势为主要内容的边境内措施,形成文化贸易边境措施与边境内措施的有效互动。二是对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贸易进行分类政策设计。占据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文化服务和原创文化产品应成为我国文化贸易政策的支持重点。三是将多边文化贸易政策的重心转向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网络、覆盖“第二代”贸易政策更广泛议题的高标准和高质量的双／复边或区域贸易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