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所呈现的整体价值取向这个角度来回溯红学,可以辨出三种价值取向:一方面是主“悟”派(包括宗佛尊道派)；持对立立场的主“情”派(包括主张入世论的尊儒说)；对以上两派观点采取折中立场的是“情悟双行”派。也就是说:如果用主体性这个关键词来回溯红学,那么,可以发现:其中的主悟派认为《红楼梦》所关涉的,是比个体更高层面的社会一致性或者让个体得到升华的宗教指归；主情派则相反,坚持《红楼梦》对个体本真性情价值的肯定与颂扬:而见于其间的观点则对前两者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并深味其中的复杂与矛盾性。　　 事实上,红学中所呈现出的这三大格局或三种价值取向,向人们提出的是一个关涉《红楼梦》叙述中的主体性问题,或自我探索的问题,即《红楼梦》叙述主体如何理解自我(包括叙述者的自我意识以及故事中人物的自我意识)。　　 面对浩瀚的红学,我们总可以“合情合理”地以此家之言攻彼家之说,反之亦然。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为什么能够容纳多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冲突并存的价值又如何体现于其精细繁复的叙述形式之中?反过来说,通过对《红楼梦》作最表层的形式研究,能否帮助我们通达这部小说的深层主体意旨?红学本身的一个现象是:相对较少地从形式入手来解决内涵问题。而这种直接进入内涵或意义研究的路径,由于只是“为我”地看到了小说叙述中的某一面,而没有以整体形式为依凭,反过来,为人们提出更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毋庸质疑,形式研究最终是必须被超越的,但是超越形式的起点却恰恰是回归对于形式的关注,经由形式深入内涵。这正是本文的研究路径与意义所在:叙述主体的分裂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充满自我矛盾的小说,容纳多元价值(体现为将自我拔高到社会一致性的向上还原主义,以及将自我缩减为绝对的个体本能的向下还原主义)在同一部小说中自由地彼此冲撞。而这种主体意志的分裂又体现为小说中自我分裂的叙述技巧形式,这反过来成为红学公案争执不休的根由。也就是说,真实的写作主体曹雪芹通过自反性、甚至自我冲突的叙述形式来呈现出《红楼梦》中具有争议的人物和争议的事件。而读者却因只看到这些技巧形式的某一面来强化某一个定论。　　 本文从最表层的叙述形式中所透露的主体意识作为分析的路径,即通过对《红楼梦》的叙述形式作细细解读后,试图为以上问题作一解答。本文的理论根据即主体叙述学,是以赵毅衡提出的形式文化论为基础。本文正是从叙述主体分裂这一理论视角,逐一审视《红楼梦》中令人叹为观止的叙述形式:叙述分层、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引语模式、不可靠叙述并最终得出对全书隐指价值(即小说所呈现的整体价值取向)。除去导论与结语部分,本文分为六章,具体探讨上述六个方面的技巧形式问题,以及这些形式分别传达出的主体意识。　　 第一章从两个方面来谈《红楼梦》的叙述层次问题:首先是这部小说中的叙述分层(包括一共有几个层次?每一层与比自身高／低一层的叙述层面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而这种联系背后言说着叙述主体什么样的意图?)其次,是《红楼梦》中频繁出现的叙述跨层现象,又如何象征着叙述主体价值所指的不确定性。　　 第二章从视角的自反性来探讨《红楼梦》中人物的“看”与“被看”。在《红楼梦》中,“看”作为一种认知行为,是具有高度自反性的经验；而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人们容易跟随叙述者所采取的某个人物的视角,花更多的笔墨来讨论“被看”的人物形象,却相对忽略了这些形象的“来源”——那个在看的主体。　　 第三章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红楼梦》的时间意识: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元以及功能体人物,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意识。这三个方面的设置又进一步具体体现为叙述者对“当下”、“过去”以及“未来”这三大时间元素的形式处理之中。小说对“命运”(即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对比关系)的理解、小说中人物对死亡的理解、终结意识等等,都体现于《红楼梦》中叙述主体对当下、未来、过去这三大时间元素的形式处理。　　 第四章的理论依据在于:不同引语模式背后代表着叙述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其中包括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身份差距以及道德判断等等。引语模式在中国古代社会(乃至当今社会文化)中起着地位分层的标出作用。叙述者根据相应的场景,以得体的引语形式呈现不同地位、身份的人之间的交流方式。《红楼梦》叙述者以不同的引语模式来呈现人物的所思所言,以及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出现的“抢话”现象,其实是叙述主体分化的另一种变形。这说明各层面的叙述主体在争夺更大的话语权。研究《红楼梦》的话语模式,其实是从引语形式这一具体角度来探索这部小说中叙述主体的价值判断。　　 第五章关注的具体问题是:石头的写与被写；作为叙述者,石头与受述者的互动关系；贾宝玉失玉前后,石头叙述方式的相应变化；以及最后如何看待宝玉这个充满矛盾、自我分裂的主体形象。整部石头记是叙述者石头在繁华之地游走一番,又回归荒山之后,追忆其往事经历。然而,叙述者采取迂回手法,在主层叙述中,依然保持一种“正在进行时”的当下感,并严格做到以一种“涉世不深“的天真口吻来追述这段经历。也就是说,叙述者在时间呈现形式和认知力水平这两方面提供给受述者的文本信息都并不可靠。叙述者的过去与当下、写与被写的两个自我之间的分裂与差距,将《红楼梦》全书的价值观导向一种不确定性、一种困惑与苦恼；还是表达放弃选择价值本身?不可靠叙述将我们的讨论最终推进到全书的价值取向。　　 第六章探讨的是全书的隐指价值。《红楼梦》展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方面是将自我拔高到与社会一致性相符合的层面(像薛宝钗、贾母、贾政那样),另一方面则是让自我退回纯粹的个体独特性层面(像林黛玉、妙玉、秦可卿那样)。然而,沿着这两个方向还原自我的方式都呈现出困难。但是,小说并没有进一步地通过主人公为受述者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而只是呈现出贾宝玉一一在以上两种人之间打圈徘徊、举棋不定的苦恼探索者,以及这个人物背后那个苦恼的叙述者。通过“满纸荒唐言”,这部小说所呈现的,不是一部有着明确价值指向、提供了明确答案的小说,而是一部容纳对元价值冲突、书写矛盾的自我斗争式小说。　　 最后,在本文的探索过程中,始终贯穿上述问题的是:这些答案如何隐藏于其纷繁复杂、令人叹为观止的叙述形式之中。